小记徐慧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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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淳翔

《沈寂口述历史》里忆及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青年作家中有“五虎将”之说，包括三位“粗线条”作家：石琪、郭朋和沈寂本人，此外还有沈毓刚和徐慧棠两位，专门迻译外国杂志文章。而沈寂在另一本书《沈寂人物琐忆》同样回忆柯灵的一节文字里，则提到了与徐慧棠的初次见面：先与柯灵在巴黎大戏院后台碰头，然后一同到戏院对面的一家俄罗斯菜馆，其时店内已有两位青年等着，经介绍，一位是石琪，另一位便是专事翻译的徐慧棠，他们都是震旦大学医学院学生，也都为《万象》写稿。在沈寂的记忆中，“五虎将”彼此私交甚好，“每个星期在震旦大学碰头一次，晚上到洁而精饭店吃晚饭”，还经常合作写小说，每次都能顺利发表。

说起徐慧棠的个性，可从一则文坛旧事略窥一二。1942年10月出版的《万象》第二年第六期，主编陈蝶衣在《编辑室》（类似编后余谭之类）中介绍孙了红所著《三十三号屋》本期业已结束，下期起决定继续刊载《侠盗鲁平奇案之五：一〇二》，并略记此案梗概，内容紧张刺激，情节波谲云幻。然后话锋一转，竟向读者发出求助：“孙了红先生因患咯血症，已由鄙人送之入广慈医院疗治，除第一个月医药费，由鄙人负担外，以后苦无所出，甚望爱好了红先生作品的读者们能酌量捐助，则以后了红先生或犹能继续写作。”此后多期《万象》“编辑室”，除了报告病情，还陆续刊出捐助钱物的读者名单，但见男女老少，各尽绵力。转至次年8月，孙了红病情略有好转，便在由柯灵任主编的《万象》第三年第二期，刊出《病后随笔·生活在同情中》一文，声情并茂地写道：“以前我做梦也未曾想到，像我这样一个卑微不足齿数的人物，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对我如是关怀。”并点名感谢陈蝶衣、徐慧棠及平襟亚的侄子威廉，其中“进医院的一切应有的手续，都由慧棠负责代办。……在我进院之前，他为催促我，每天奔波一次。在我进院之后，他为探望我，又每天奔波一次。计算在我病中，他为我而奔波的路，已足够作一次由上海到北平的长途步行而有余。”又说徐慧棠“虽顶着‘大学生’的吓人的头衔，事实上，他还是天真跳踉玉雪可爱的孩子。我每次在看到他的顽皮活泼的样子，每每使我幻想：他在家里，也许还会伸出他的穉嫩的小手，向他的太夫人要几张毛票而去买香蕉糖。可是，他为了我，不但赔掉无数的脚步，并也赔掉无数的钱。他对我的态度，使我无法形容他的真挚！”

徐慧棠的笔名众多，据一位笔名萧持隆的作者所记，有“余爱渌、康悌露、单庆舫、端木洪、罗薏等”。注意到“康悌露”谐音康悌路（Rue Conty，得名于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即今建国东路；而“单庆舫”谐音善庆坊，即建国东路580弄，它多半便是徐慧棠当年的家庭住址吧。既作了大胆假设，不妨也来小心求证。经查核，见1949年4月15日《前线日报晚刊》刊有一则广告《医学博士徐慧棠医师更订门诊时间》，写着“住宅：建国东路五八〇弄六号”，果然吻合。

徐慧棠除在《万象》《春秋》等刊物发表作品，同时还与人合作担纲《宇宙》《中国文摘》《袖珍》等的编务，以及《光化日报》第一版记者。另外曾客串编辑《大侦探》1949年第33期，此时徐慧棠化名余爱渌、端木洪，发表了两篇侦探作品，其中《图照侦探测验：神枪手之死》设计新颖，很像今天司空见惯的“三分钟探案”。值得注意的是，该刊前期主编即为孙了红。

1950年1月，徐慧棠经由唐大郎介绍进入了《亦报》社任采访部主任，工作繁忙。至1952年《亦报》与《新民报晚刊》合并，徐氏退出新闻界，转赴上海信谊药厂任厂医。算是干回了老本行。

沈毓刚在《忆友人》文中对这位老朋友是这么表述的：“我们相知很深，又都属于洋学堂的学生，平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我们等待胜利；在那腐败透顶的社会中，我们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富强的国家，自己能够尽点力，也希望能够有各较好的职业，养家活口。”话说得很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