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扎根本土文化的代表作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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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俊

话剧《尘埃落定》从首演到上海的巡演，引发了很多感叹与评议。有的盛赞这次改编与舞台呈现尊重与提炼了原著的文学精神与内涵，也有惊叹于这次创演显示且激发出的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创作实力及其艺术担当，也让更多人向往四川西部的草原与村堡，也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与思索。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文艺院团创作的基本导向，无论是中原厚土、岭南田园还是现代都市，都有无数动人的诗篇或传奇，并构成了神州大地从古至今的风云变幻、孕育着伟大精神的史诗叙事。作为地方文艺院团需要的是扎根与发掘本土文化，反映当地人民的世俗生活与精神风貌。

一部来源于本土、扎根于本土的艺术创作将是这个院团甚至整个地区的文化标杆。广西桂林彩调剧团的一部《刘三姐》，让多少人迷恋漓江山水和人文。在戏剧市场最为寂寥的时代，北京人艺的《茶馆》《小井胡同》都没有缺少过观众，始终是优秀的本土文化的代表作。过去，只要上演沪剧《碧落黄泉》和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上海的票房也总是爆满。近年来话剧《长恨歌》已经复排复演多轮依然场场售罄。一部具有本土文化意义的代表作有着高度的文化聚集与传播功能。北京人艺的《天下第一楼》让烤鸭享誉海内外，苏州滑稽剧团多年前的一部《小小得月楼》，也让观前街人潮涌动。去美国纽约一定要看一出百老汇的音乐剧，到奥地利维也纳也必须到金色大厅或国家歌剧院聆听贝多芬或观赏歌剧里的天才莫扎特。

文艺院团打造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代表作有一定难点与痛点。这也是我们必须直面与克服的问题。首先是来自题材与样式的选择——随着演出市场的开放，大多数的国有地方院团会受到两方面的冲击，一是中小型民营剧团及演出公司的“轻、小、快”的作品；二是已经获得巨大演出成功或品牌效应的国外大制作或由国内财力雄厚的演出机构邀请明星名编名导制作的大戏。运营一个院团实属不易，演出市场的繁荣与创作的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利益的趋势，使得当下很多文艺院团放弃了艺术精品的打造意识和本土题材的挖掘。

其次，本土题材要么意蕴深厚搬演难度高，要么已经被各种艺术样式及剧种呈现过多次“珠玉在前”。例如《尘埃落定》这部小说从问世到获得茅盾文学奖都有20年左右，期间有过很多剧种和电视剧版，但成功者寥寥。应该说，此番话剧《尘埃落定》的改编，采用了恰如其“诗意”与“旷然”的舞台时空，让作者阿来笔下略显遥远的人物与史实变成了距离观众视线只有数米到数十米的“鲜活人物”，并把观众拉进了这个充满魅力与人生感慨的三维空间。因此，在开始思考或决定创作一部将代表本土文化与精神的代表作时，“为什么是这个题材？”“为什么是你这个剧种？”“为什么采用这种演出样式？这样的呈现是否能被接受？”每一个问题都是实际创作中的难点。然而我们既然从文化责任和艺术标杆等方面都理解了创作这类代表作的意义与价值，那么直面这些“难点”与“痛点”并且在战略性上“攻克”与“自我提升”，则是对创作者更大的要求。

再者，艺术代表作提升的同时，也是艺术管理能力与本地艺术人才提升的良机。创作高水平代表作之“难”，也在于寻找高水平创作者之“难”。不可否认，国有文艺院团存在人才流失、凝聚力涣散的状况，培养本单位的编剧与导演有颇多不易，甚至有的地方戏曲院团已将乐队和舞美队都解散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某电视选秀节目让我们知道原来有如此众多与优秀的舞蹈演员，而一部《永不消逝的电波》集合了红色文化与海派本土文化，成功地为我们这座兼具红色使命与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城市作了文化代言。

话剧《白鹿原》在十多年前曾经由国家级的院团集合了一线导演和演员搬演上舞台，当由陕西人艺再次搬演时不是没有质疑之声，“这些陕西娃能演好这样一部跨越五十年的陕西人的心灵史吗？”倒是该原著小说的作者陈忠实大胆得将版权零元授予，“让娃们去演吧。”其实，这是他想把这部作品真正扎根在三秦大地的肺腑之言。

我们之所以希望文艺院团重视对本土文化的开掘，就在于力求避免题材与内容的“浅、薄、显”，应该带着“大情怀、大思考”去关注历史变迁、家国命运。近年来，类似话剧《白鹿原》《尘埃落定》这样的代表性作品在观众口碑和市场营收上的成功，应该让更多院团看到艺术与商业并非对立。我们希望院团能关注本土文化、展现当地人民的内在生活与外部巨变，但是在艺术创作观念上，要展现新颖的审美趣味。

抛弃浮躁与急功近利，忘记奖杯而打造属于自己的口碑；不要纠缠在思想、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平衡；不怕打磨与沉淀，让艺术的种子扎根在本土文化的沃土之中，终会萌发出艺术的新绿与繁花。

打造一部扎根于本土的代表作是文艺院团和创作者的文化责任，更是历史使命，担负这样的责任需要我们的全神关注和倾情灌注，也是我们对历史与当下的深情回顾，更是我们对时代与人民的共鸣与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