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5月15日 星期六
剖析家务劳动读懂家庭主妇
第14版:小楼书香 2020-09-16

剖析家务劳动读懂家庭主妇

对话《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译者汪丽 丁诗圆

书名:《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作者:【英】安·奥克利 译者:汪丽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安·奥克利 图TP

译者汪丽

电视剧《以家人之名》中的“李爸”李海潮 图TP

孩子完成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往往会得到家长们的奖赏,男性主动参与家务劳动会收获社会的欣赏或讶异的注视。那么,一个家庭中真正从事家务劳动的主力军——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存在的女性呢?家务劳动是否给予了她们足够的愉悦和满足感?又是否会成为她们释放天性的障碍?

■见习记者 丁诗圆

预习未来生活

2019年春天,汪丽经编辑授意,承担起《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一书的翻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汪丽曾有过犹疑:本书初版于1974年,尽管不断在英美国家再版,但四十余年的时间足以使一个社会话题陈旧过时,她担心本书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否仍有参考价值。

在大致浏览过原著书稿后,汪丽逐渐打消了顾虑。《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充分关注女性对于家务劳动的态度,并使用了一系列在对伦敦家庭主妇的采访中获得的材料,开门见山地对社会学中对待女性的固有偏见和性别盲视进行了猛烈炮轰。尽管该研究基于的样本是英国女性,但在其他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却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对于作者安·奥克利,她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共鸣:“本书脱胎于奥克利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写作初稿时刚好30岁,与我翻译书稿时的年纪相仿,因而尽管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我们的学术背景和生活阅历却有相似之处,所以觉得格外亲切。”

作者的研究样本小而精炼。接受采访的40名女性平均年龄在20-30岁,均已婚且为人母,至少有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尽管容量不大,但这样相对均质的样本却有助于避免因文化背景和年龄段等差异导致的研究结果偏差。研究思路也令汪丽感到新鲜:几乎所有人对于“家务劳动”的认知就是笼统的打扫卫生和准备餐食,但作者却别出心裁地将其细分为熨烫、洗碗、清洁、洗衣、购物和做饭六项,对家庭主妇们的偏好和态度分别予以调查研究。汪丽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创新。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十分享受洗衣的过程,却很厌烦洗碗,细致的分类更容易展现家务劳动的全貌。”

确实,受访者们对六项核心家务劳动展现出不同的偏好程度。样本中75%的主妇都厌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且变化不大的熨烫工作,趋向于具有流水线工作性质的洗碗则位列“不喜欢的家务劳动”榜单第二名;清洁工作排行第三,因为这项“孤独的任务”限制了主妇们与外界接触交流的机会;对于洗衣的争议要大一些,有的主妇享受“衣物清洗完毕,晒在晾衣绳上,美好而又干净”的景象,有人则形容一整天的刷洗使人“累得像陀螺”;主妇们普遍偏爱购物,因为外出采购的活动有效纾解了家庭带来的束缚,精打细算、货比三家的过程也时常带来成就感;而做饭则因其艺术性和挑战度位居“主妇们最喜欢的家务劳动”榜首。

作为一名读者和译者,汪丽在深度接触本书的过程中也有了别样的体会。她谈到,安·奥克利在投身该研究时已婚已育,而她则是未婚未育。这样的文学体验即如米兰·昆德拉所言的“别处的生活”,让她有机会预习或许即将步入的人生阶段。

翻译书稿正值汪丽在美国学习期间。同许多留学生一样,在国内并不常接触家务的她到了异国他乡,不得不担负起几乎所有的家务活,也更加体会到家庭主妇们的劳动状态。“伴随时代发展,洗衣、洗碗一类的工作愈加能由机器替代,但如果想过质量较高的生活,做饭却是逃不开的一环。从采购到烹饪完成起码要花上两个小时,相当不容易。”

家务劳动很“值钱”

家务劳动是否应当算作工作?家庭主妇们应该被支付报酬吗?让我们先来看看所谓“工作”的五个属性:

1.它需要消耗能量;

2.它允诺对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做出贡献;

3.它定义了社会互动的模式;

4.它为工作的人提供了社会地位;

5.它会带来收入。

这么看来,有薪工作和家务劳动之间唯一的区别似乎就是,家务劳动不能带来收入。

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工作被隐藏在她们作为“人妻”和“人母”的性别假定面纱之后,也正是这些引发了“职业母亲”这一奇特的说法——这个术语指的是那些在家庭劳动以外工作而获得报酬的母亲,而它的潜台词是,女性在家庭中的无薪劳动根本不应当被算作工作。

在过往绝大多数家庭和婚姻的相关文献中,女性完全被裹挟在女性化的角色中,集中在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上,而不是一名家庭工人的角色上。仅仅将女性定义为妻子和母亲,就几乎排除了她们在其他任何生活领域的角色。已婚者从事家务劳动,这降低了他们的工资,特别是女性已婚者的工资。但与此同时,无偿的家务劳动却并不包括在国际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里,因为官方声称没有人能够衡量家务劳动量。

汪丽总结道,作者安·奥克利在本书中只是借由“国民账户体系”这样的统计方式来强调家务劳动的价值,而非真正地想要以此核算需要支付给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主妇多少费用,因为家务劳动在有那么多负面属性的同时,也予以了一部分参与其中的主妇们“做自己的主人公”的满足感。

汪丽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评价家务劳动的价值可以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不同的角度入手。从公共领域来说,以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为例,业已存在极为成熟的家政服务体系,能够包揽几乎一切的家务工作,这一行业的时薪即可对照看出人们愿意给予家庭事务劳作怎样的价值水准;但从私人领域来说,家务劳动便又不可避免地代入了妻子、母亲等饱含家庭成员间亲情纽带的精神价值,使得参与其中的女性享受到另一种隐性收入,即情感上的满足和成就感,这样的“收入”便不能由国民账户体系来评判了。

倾听不同的声音

当今思想中流行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刻板观念。其中一种倾向认为,家庭主妇是被压迫的工人,他们在每况愈下、令人不快且本质上是自我否定的工作中被奴役;而另一种说法却是,家务劳动保障了女性无休止的创造性和人生追求,充满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快乐”。在研究中,零售药剂师的妻子坦言“我认为我应该保持房子整洁,但我不是为了丈夫才做的”;砌墙工的妻子会欣然表示“我喜欢做家务。我知道有些人会感叹我很辛苦,但其实抱怨的是她们!我认为我过得很好……这真的就是取决于你所喜欢的方式……”这就引出了安·奥克利的又一个调查结论:即使不亲自做家务,女性仍然对组织家务有持续的责任感,这是女性脱离家务劳动的又一重障碍,也是另一部分女性向往的生活价值。

汪丽表示,在评价一些现象或社会问题时,我们应该关注到个体间不同的声音,而不应该为了追求社会线性的进步就忽略这些声音的存在。女性主义在我国发展到今天,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能力的职场年轻女性往往会对“家庭主妇”们嗤之以鼻。她们表示,家庭主妇选择为男性主导的家庭服务,以牺牲自己的个人事业和女性在职场中的竞争力为代价换取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说得严重一些,这种行为可能类似于工业革命时代“血汗工厂”里的“工贼”,为了自己多享受几厘工分而损害同一阶层的伙伴们的权益。汪丽认为这样的想法不免有些过激。以她自己为例,尽管未来的个人生活方向尚未规划完全,但她主观上并不排斥以一个高学历者的身份投身家庭劳动:“尽管目前的绝大多数时段不事家务,但我仍然享受从事某些家务劳动的过程。”

也给男性一点发挥舞台

家务劳动一直被认为是女性领域。如果要从数量和质量上根本减少女人对家务劳动的沉浸式投入,社会则需要分担家庭责任,尤其需要消融男性对变化的抗拒。

近期的几部热播电视剧很好地佐证了奥克利的观点。以《三十而已》中的主要角色“顾佳”为例,尽管她的角色名已然折射出该人物以家庭为核心的人生观,但汪丽并不十分认同将她称为“家庭主妇”,她更愿意用“全职太太”来概括顾佳的职业属性。顾佳拥有姣好的容貌、优渥的家境、过人的学识和打理公私领域各种事务的能力,她更应该被视为一名“新时代的贤妻良母”,这是电视剧的进步之处:“顾佳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观众对于家庭主妇的刻板印象,这样的自信和知性是值得称赞的。”

但同时,汪丽对于顾佳过度介入丈夫的个人生活也持保留意见:“剧中有一个情节表明,顾佳连丈夫每日的晚餐都要操心,尽管这是为丈夫的健康考虑,但在另一种程度上,这也相当于是将丈夫排除在家庭生活的话语权之外。这也是许多女性的通病。”

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不平等与婚姻关系破裂有明确的关联。汪丽以身边人为例:“我的一位同学最近向我抱怨,说她的丈夫忙于工作,即便回家了也是‘甩手掌柜’,几乎将所有的家务活都丢给她。但其实这样的家庭生活模式也是她在婚姻一开始奠定的。结婚初期丈夫时常出差,妻子便包揽了大小琐事,丈夫不被允许插手和过问,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远离家务劳动的惰性。”

其实在当代,越来越多年轻的小家庭由夫妇二人分担家务,愿意进入家庭、从事家务劳动的男性也越来越多。电视剧《以家人之名》中的“李爸”就是典型。尽管被戏称为“男妈妈”似乎将他的家庭属性表达得有些女性化,但他确实给男性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作为面馆的老板,他从不因忙于工作而忽略对孩子们的照料,悉心为孩子们准备每日三餐,给女儿扎小辫,关注女儿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将孩子们培养成善良、正直的人。

在为本书作推荐语时,汪丽思索了很久,最终写下“一旦她被看见,就不会被视而不见”,这句话高度总结了温和的女性主义者安·奥克利写作本书的目的。我们并不是要粉碎家务劳动的价值,也不是强迫所有女性抗拒家务,而是以此呼吁社会认可她们的劳动意义,分担她们的辛劳和压力,让女性们拥有选择“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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