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1月19日 星期三
新书推荐 东北平原上两个家庭的跃升
第14版:小楼书香 2021-11-24

东北平原上两个家庭的跃升

刘欣宁

书名:《张医生与王医生》 作者:伊险峰 杨樱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编者的话

张医生和王医生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沈阳。在国企改制、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他们依靠父母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摆脱了掉队的命运,成长为杰出的专业人士。可是,虽然看起来功成名就,但他们从中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幸福和欣慰,不如说是饱含着疲惫和怀疑的庆幸。

◆刘欣宁

张晓刚出生于1970年,王平出生于1971年,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两个出生在工人家庭、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孩子。在他们童年时候,沈阳还处在计划经济意义上的“好光景”之时,他们从小受到父母的偏爱与着力培养。在令人叹息和沉默的20世纪90年代国企下岗潮中,家庭面临困境,但是教育仍作为优先事项被坚持下来。在整个社会崩塌、解体、堕落的过程中,他们各自的父母用微薄的力量、充沛的精力、智慧和爱,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跟了上来,不但没有掉队,而且逆势上升,让孩子实现了阶层跃迁,进入到富裕且专业的群体之中。张晓刚和王平现在成为了令人尊敬的外科医生。媒体人伊险峰与杨樱历时近三年,经多次访谈,将两位医生的半生经历写成《张医生与王医生》。一座城里,两个家庭,跨越三十年的奋斗故事。

失落的城市与失意的父亲

1982年,张晓刚和王平入读沈阳市第六中学。当时,王平家住在二〇四,这是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的家属区,以生产飞机发动机闻名。王平的父亲王宝臣是黎明厂五二车间工人,老实可靠,还是劳模;王平的母亲曾慕芝在大东电影院做售票员。

东北有个方言成语叫“一劳本神”,形容一个人专注踏实的态度,相当于今天所谓“匠人精神”,不过前者还隐含不谙世事、不知变通的意思。“一劳本神”正是王宝臣的终身标签。八点上班,即便住在家属区,距离厂子很近,王宝臣还是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到班上,冬夏都是如此。材料工具备齐,这一天要做的活在脑子里过一遍,王宝臣信奉一点:“活儿干得精细一点总没错。”

但王宝臣不顾家。“不顾家”有很多个含义:第一种是不怎么干家里活儿,第二种是不爱在家里待着,第三种是家里大事小情不上心,不替家里争这争那。这三种,王宝臣全占了。

来到黎明厂之前,王宝臣在内蒙古做骑兵,那时候他是“五好战士”,还入了党。转业后,先做车工,再做钳工,还被评为劳模。但家里人一直头痛的一点就是认为王宝臣死性,只知道埋头苦干,成绩都做给领导了,自己没落下什么。带的徒弟有的脑子灵活,当了车间主任之类的领导,以前还往家里走动,后来就不再来了。

王平回忆父亲,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事:“冬天别人家挖菜窖,储藏白菜土豆。三四米深,大坑。很多家都挖。但我们家就我爸一个男的,没有挖。”王宝臣在车间多年,找几个徒弟支援一下并不难,顶多是欠一份人情的事,但王宝臣就不做。

子女长大,先后上了中学,王宝臣的工作生活按部就班。但与此同时,这世界已经天翻地覆地变革起来了。经过三十年,黎明厂种种弊端暴露,开始走下坡路,日见颓相。在王宝臣的身后,是一个庞大体系快速瓦解的过程。单位落寞,国营兵工厂丧失自信,黎明进入痛苦转型时期。转民用,难;像以往一样得到国家的支持,更不易。职工与工厂的关系在发生变化,终身制和工人阶级的优越感被现实所挫败。在黎明的职工子弟中学,老师时刻会用嘲讽的语气说:“你们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回黎明厂做工人。”

总有一代人会在城市转型中扮演失落者的角色。对于沈阳来说,张晓刚、王平医生的父辈所经历的下岗失业,就是这失落的一代的悲剧。

妈妈的一千零四张电影票

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的沈阳社会日渐颓相,但王平说他从小到大没怎么吃过苦,主要得益于善于打点人情关系的妈妈。

按照社会学观点,每个人立于世,倚赖各种资本加持——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如何掂对手中的社会资本,就是一个如何运用技巧和能力改善自己和家庭处境的问题。对于王平的母亲曾慕芝来说,唯一可以考虑的就是当时的紧俏货——电影票。她在大东电影院做售票员,一场一共有一千零四个座位。

“买肉要肉票,一个肉票只能买半斤肉,认识人的情况下,你可以买两斤肉,付半斤的肉票,钱还是要花两斤的钱。副食店会核对卖货的钱,但票相对来说要宽松一些,差一点可能关系不大。”这就为“走后门”留下可能性。曾慕芝要交换的可能就是让对方更容易买到电影票,或者留下电影票的好位置。

曾慕芝与副食店主熟悉,让王家生活更有品质,王平的儿时回忆中保留着脂肪的香气。不止于此,曾慕芝推着孩子上学的倒骑驴,轮胎质量不好,总去环卫所补车胎,师傅们也都愿意帮她免费修。

一千零四张电影票也改变了王平的人生。高考报志愿,曾慕芝去求一个总在她那里买电影票的人,沈阳一所市属大学的学生处处长,还送了礼,他说:“想考医大,你就报六年制吧,还能出国。”曾慕芝信了。这个人懂行,但不了解新变化,隔几天她又问另一个动迁办的老头儿,他说:“就差一年,你为啥不考七年制本硕连读呢,也能出国。”曾慕芝又开始动自己的关系,找人改志愿,最后终于得偿所愿。

不只职业生涯。“王平这个对象吧,还是我给介绍的。我领着人去的,还有一个介绍人,是他对象嫂子的同学,总去我们电影院看电影。”曾慕芝说。王平与太太李丽认识的时候已经大学六年级,1994年,曾慕芝已经退休,电影院的生意也大不如前,但关系网络还在。妈妈带着儿子去相了亲,觉得女孩人好,名牌大学本科毕业,为人朴实善良,穿衣打扮不妖艳,就定下来了。两年后,王平就与李丽结婚。

“不够社会”的奖学金男孩

作者伊险峰用“奖学金男孩”来形容两位医生:“有那么一些‘丧失阶级属性的‘专家和专业人士,他们在攀爬了一段长长的奖学金之路、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到他们自己的领域中。……他们心安理得地待在新群体中,丝毫不去炫耀性地披上那个群体的保护外衣,他们和工人阶级亲戚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

一个“奖学金男孩”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工人阶级父母强烈的上升愿望与自信。张晓平医生的母亲杨淑霞就具备这种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把家庭,至少是第二代带到一个难以想象的高度。

张晓刚回忆儿时,母亲杨淑霞家教甚严,扑克麻将被严格禁止。邻居里有被学校开除的孩子,杨淑霞严禁儿子与他交往,有一个同学跑到家里来说了一些老师的坏话,就被杨淑霞赶跑了,她担心张晓刚受到影响。她提到王平总来他们家:“到我们家来,都得是学习好的。”母亲尽可能地支持张晓刚的兴趣爱好。他想学吉他,就花四十二块钱给他买吉他。

张晓刚虽然读书厉害,但他自我总结道:“不够社会。上大学,我哥送我,他厉害,到北京买去西安的火车票,他挤进去,一会儿工夫挤出来就能搞到两张票。”张晓刚觉得哥哥张晓翔在社会上“吃得开”,而自己这方面能力差点。

学习能力更强的弟弟张晓刚在家庭中的定位是不谙世事的、不能照顾自己的书呆子形象——他只要学习好就够了。而同样没有出过远门、没有旅行经验的哥哥就要担负起“与社会沟通”的责任。这也是“奖学金男孩”与普通男孩之间的差异。“奖学金男孩”是被保护起来的,以免被“社会”干扰,或者更直白一点说,避免学坏。

不能独自进晚餐

当张晓刚与哥哥离开家,踏上去往西安的火车,母亲杨淑霞叮嘱他如何与老师和同学相处:不要小气,要请大家吃饭,要合群。社会里有利益冲突,如果不懂社会的规则,就很有可能挨欺负。于是开学不久的中秋节,他主动出击,请同宿舍的人吃月饼和水果。这可能是他独立面对社会之后的第一次主动适应社会的行为。就好像上学时父母不让谈恋爱,一工作就逼着相亲,恨不得第二天就生个娃给他们带。

三十年过去,张晓刚这个曾经的“奖学金男孩”,母亲、亲戚、邻居眼中品学兼优的好男孩,从中学到大学到博士,从学生到医师到教授专家,如今成为工作领域里最有作为的医生之一。但他从未停止学着融入这个社会。“社会”成了张晓刚一生奋斗和挣扎所最在意的目标。

他一直在努力执行的一件事情就是请客吃饭,这是社会上的大事。现在他热情地参加同学聚会,前些年管理不严的时候,无论同学朋友来了,还是医疗系统的同行来了,他都会张罗起来。而且,张晓刚还把它上升到一个高度,一言以蔽之:“不能独进晚餐。”

这是他不知道从哪个公众号里学来的一句话,经常用来提醒自己离那久远的人生目标、从小的短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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