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云里的秘密“智库”

位于龙华烈士陵园的龙华二十四烈士墓

苏准会秘密机关遗址旧照

一九三一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930年初由中央特科一科布置的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会场遗址（原英租界爱文义路卡德路口，今北京西路690-696号）

林育南

◆李忆庐

愚园路是一条极具海派风情的马路，一幢幢花园小楼散布其中，岁月不惊地隐藏了曾经的历史风云。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间，愚园路庆云里31号，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石库门房子（今愚园路259弄15号，原建筑已拆除），曾是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密机关遗址。在这里，林育南等人承担了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法令和文件的职责。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也常来此指导文件起草工作。一时间，这里成了苏维埃大会前期准备工作的“智库”。

“病人”住院开会

1929年下半年起，以农民运动为基础的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简称苏区或红区）迅速发展。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能对分散在各地的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实行统一指挥的红色中央政权。这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议定在上海首先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选出代表，再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

1930年5月20日至24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场设在公共租界卡尔登戏院（上世纪50年代初更名长江剧场）后面的一幢四层楼房里（后门牌为黄河路41弄2—8号，原建筑已不存）。这是中共中央特科第一科（总务科）和第三科（行动科）相互配合安排的。为掩人耳目，特科人员临时挂起了私人医院的招牌。一楼是挂号门诊间，住着特一科的工作人员，二、三楼是病房,四楼为会议厅。开会时，各地代表以“病人”身份相继“住院”，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分散住进各个旅馆，并迅速离开上海。

如此出人意料的安排，使国民党特务机关如堕云雾，茫然无措。来自全国各苏区的代表共49人出席，大会决定组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以领导“一苏大”的准备工作。

9月12日，“苏准会”正式成立，周恩来等亲临指导，第一次准备会议讨论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等一系列文件。9月19日，在沪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表社论《论召集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运动》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红旗日报》上，我们见到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经过，决定了关于准备召集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议事日程、中华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草案……这些决议，在现在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猛烈发展的形势中，都具有了非常伟大的重要的政治意义。”

1930年冬，原定“一苏大”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举行，通知林育南立即带人去中央苏区做大会的准备工作。然而，林育南一行在去中央苏区的途中，因国民党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封锁了通往江西的道路，他们无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从浙江秘密返回上海。

于是，“苏准会”的各项工作转而在上海进行。中央特科一科安排租用了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作为“苏准会”秘密机关。由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的林育南兼任“苏准会”秘书长，负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法令和文件的起草及大会的基本准备工作。林育南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早期工人及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也是颇负盛名的宣传家和政论家。五四运动中，与恽代英、陈潭秋等组织和领导了武汉的斗争，为武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早在1927年5月，林育南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还曾经担任沪东区委书记，熟悉上海情况，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伪装滴水不漏

为了隐蔽，林育南打扮成李姓湖北皮货商人，机关按照一个旧时有钱人的排场来布置。同时实行机关家庭化：居住着林育南、李林贞夫妇，李星月、胡毓秀夫妇。李星月担任秘书，参与“苏准会”文件起草工作；胡毓秀的任务则是掩护机关，对外和李林贞以姑嫂相称。他们以一家人作掩护，机智巧妙地与外界侦探周旋。

有一天中午，一位“陌生”人闯进来，问这里有无空房出租。林育南客气地进行寒暄，回答得滴水不漏。“哈哈，好一个李老板！”这位陌生人摘下墨镜、取掉假胡子说，“林育南同志，你的警惕性很高，这里确实比较安全呀！”林育南这才发现，站在面前的竟是在沪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此后，1930年9至10月间，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任弼时、恽代英、王稼祥等常来此指导文件起草。正是在这里，“苏准会”的同志们夜以继日工作，草拟了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和经济、外交、肃反等政策文件。

1980年胡毓秀撰写的回忆文章《“苏准会”秘密机关》，让后人仿佛回到当年艰险的斗争岁月。一次，周恩来到这里来时，乔装打扮贴了假胡子，连胡毓秀也没认不出来，但周恩来一眼就认出她，亲切地叫了声：“小鬼！”胡毓秀高兴得脱口称呼“参谋长”。原来，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是周恩来亲自批准胡毓秀参加起义部队，胡毓秀就在参谋团工作，周恩来当时任参谋长。但这是秘密机关，凡事须小心谨慎，所以周恩来连连摇手制止她。

在大约两个月时间内，周恩来到“苏准会”秘密机关的次数很多。每次来，他总是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轻轻地敲门三下。这期间他主要是指导起草“一苏大”的几个文件。从内容到形式，从总则到各个条款，周恩来都提出了明确的具体意见，并且与林育南等同志一起反复修改。后来“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法令，就是在愚园路庆云里产生的那些草案基础上讨论修改而成的。

撤下花瓶纸条

1931年1月17日，一些党的重要干部和左翼作家在上海东方旅社（后门牌为汉口路666号，原建筑已不存）研究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问题，因叛徒告密，林育南、何孟雄等24人被国民党军警及租界巡警逮捕。

情况紧急，大家赶快分头出去报信。胡毓秀负责通知张文秋，张是“苏准会”秘密会址（在爱文义路卡德路）驻机关的，张文秋马上转移。李林贞则负责通知其他机关。回到愚园路的“家”，李林贞、胡毓秀跑上三楼，把后窗玻璃上贴的纸条和窗台上的花盆拿掉，以提醒其他同志不要再到秘密机关来。那个窗口正对着后门小弄堂，老远就可看到有无警号。随后，李林贞、李星月、胡毓秀等人也转移了。

林育南被捕的第三天，巡捕房将他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关押期间，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将林育南作为“首犯”进行了审讯，但一无所获。之后，又将他押送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中共中央政治局得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的消息时，中央特科马上组织数名武装人员，准备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与租界处劫车，但因敌人已有防备而未能成功。

林育南一行被押到龙华时，正好被先入狱的柴云堂看见。柴在回忆材料中写道：他们一行从东到西，站成一排队形。林育南不过30岁的模样，头上着青黑色呢子礼帽，身穿青灰色长袍，中等身材，两眼闪闪发光，像射出怒火似的。一对眉毛像扇子一样掀着……这些“犯人”被敌人戴上20斤重的铁镣后，分别关押在一、二、三号牢房里。

浩然之气长存

与此同时，党中央对林育南等人也极为关心，除经常派人以“李少堂”家属的名义探监外，还指示“互济会”给他们送去衣服、药品和钱。林育南虽身陷囹圄，却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将自己被捕的经过和情况告诉组织，他和李求实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通过秘密渠道转给了中央。1931年1月底，他用暗语向同乡陆若冰写了一封信：“17日被累，23日转龙华司令部，戚妹如要见他，可于星期三12点至下午3点，以亲戚名义到龙华司令部看守所要求会晤湖北黄陂人李少堂（广告商人）即可。”陆若冰将这封信转给了中共中央，党组织才知道林育南等被捕的具体情况。在狱中，林育南经受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1931年2月7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24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林育南时年33岁。

林育南等24烈士牺牲的当天，龙华监狱中的难友张恺帆悲痛地在墙壁上题诗：“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直到3月中旬，党中央才得到龙华24烈士就义消息。周恩来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是革命战友，感情甚深。3月12日，周恩来悲愤地在《群众日报》写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社论说，“林育南、何孟雄等23同志（实际为24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中的巨大损失。革命战士的英勇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革命的火焰，更加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

1931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叶坪谢氏祠堂，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历经14天，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正式成立，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等一系列法律法令，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一个新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喷薄而出，江西荒僻山坳里伟大预演了18年后的新中国诞生。

鲜为人知的是，上海为“一苏大”的召开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上海“苏准会”，不啻为红色中华的“智库”。如今，庆云里已无迹可寻，昔日的石库门三层楼房，成为街中绿地。烈士惜去，但浩然之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