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毛与父亲

冬雪

在鲜插花大行其道的今天，我家花瓶里还插着一束孔雀毛。

绿色的，闪着羽毛特有的淡淡的、润泽的光泽，插在浅青色的仿古方口瓷瓶中，孔雀毛尾端绚烂的蓝宝石颜色像一只只睁大的眼睛，观察着这个犹如万花筒的世界。相比装饰效果，它如今保有的纪念意义更甚。

40年前，我第一次在家中见到这束孔雀毛，刚读初三的我少见多怪地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华丽的装饰，经过它面前时忍不住要摆弄它一番，以至于有一两根细绒毛被我“摧残”得弯折了腰，我的母亲就忍不住提醒我：“别弄坏了，你爸还要把它送回去呢。”

我嘟着小嘴，心里很是不悦，缠着老爸问这孔雀毛的底细，这才知道，孔雀毛是被包在报纸里送到老爸办公室的，报纸里还包了一万元人民币。1983年的一万元，大约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者辛辛苦苦20年的收入总和，绝对够得上一笔巨款。父亲心知肚明，送礼者无非想靠不正当手段承包工程，牟取暴利。

“和我一起上战场的战友，十八九岁，就把命丢在鸭绿江了。我常常想，我们活着的人，要替那些牺牲的战友好好活着，为人民多做一点事情。要是贪了那些钱，我的心愿就完不成了。”对于拒收那笔贿赂，父亲给出了既生动、又朴实的解释。“至于这束孔雀毛嘛，既然宝贝女儿这么喜欢，我就买下吧。”

父亲，在我心里，简直就是一个传奇，能文能武，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他。

1951年，才18岁的他扛着枪来到了抗美援朝战场，换过好几个兵种，在通信兵岗位上时间最长，一分钟可以接收160个字。熟悉电码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四码法”，一个汉字电码由四个数字组成，每分钟接收160个字就意味着手指要做几百个动作。据说当时的发报尖兵每分钟可发报180个字，与这个最高水准相衡量，他的业务堪称一流。

父亲曾回忆说：“第一批奔赴前线的通信兵多为女兵，其中有一个女兵，平时爱唱爱跳活跃得很，部队唱歌的时候，她负责打拍子，打起拍子的样子特别有意思，像划火柴一样。可一次战火后，她们连队全部阵亡，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个打拍子像划火柴的女兵了。”

父亲是后一批上前线的，那时，战势已转为停战阶段，每天偶尔有敌机的扫荡和挑衅。我方构筑了假雷达吸引敌人的视线，部队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轰炸，通讯连便几乎没有新的伤亡。

“歌词唱得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鸭绿江其实没那么好过，它是一道天堑。成千上万的战士就牺牲在过江的过程中。”父亲爆过一个史料：“当时，我们的桥一搭好，就被敌人侦察到，敌机马上就赶过来轰炸桥梁。就这样搭了炸，炸了搭。几番下来，我们志愿军最终想出一种水下桥的办法，就是把桥搭建在水面下，这样，敌人的空中侦察就瞎眼了，侦测不到我们的桥梁。幸亏有了水下桥，志愿军才能顺利地过鸭绿江。”

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父亲很快接到雷达兵种的报到通知，再后来，沈阳军区要组建一个通信团，他又被抽调了过去。一年多之后，新的任命是云南边陲。也正是在那里，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进修完成了云南大学文史专业的大本课程，获得毕业证书。转业到杭州后，他在好几个岗位上工作，最终进了监察系统。“当兵就是这样，随时听候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

“长大以后，我也要像父亲一样，做一个大写的人。”在这句话的鞭策下，我考上了华师大，毕业后留在了这座特大城市，见证了“生命工程”地下巨龙的通水，在内环线尚未向市民开放的通衢上尽情驰骋，在上海中心的云端按下快门，从浦东机场一次次出发完成出国考察任务……现在回想起来，最清晰的记忆不是那些高光的瞬间，而是困难和逆境中父亲一声声温馨的鼓励，“不要紧的。”“你会适应的。”“要好好生活。”

不知不觉，离我第一次见到孔雀毛，时光已流逝了40年，父亲早已不再是那个行走如风、思想睿智的老爸了。母亲常告诉我：“你爸现在走路很慢了，记性也不好，你上次来电话，他都忘记告诉我了。就下棋不会忘。”而我，在参加了一个个追思会、告别了一个个亲朋好友之后，庆幸着依然拥有老迈而自娱自乐的父亲。

“爸爸，我爱你！祝你生日快乐，逢棋必胜！”他90岁的生日祝福，我已然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