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就没有任溶溶了

任荣炼

我父亲任溶溶是在广州读小学的，假期里回鹤山乡下劳动玩耍。广州的亲友中有在海外打工的，会听到不少回乡的老人讲海外奇闻。男孩子大都既好奇又爱冒险，有一回一位海外探亲的乡里说要找助手去外国，我父亲就写信给自己上海的父亲，想出国工作。真是异想天开，不过我的祖父，还是回信要他好好读书，小小年纪怎么可以打工呢？我父亲听话，自然就继续好好读书去了。

父亲是在上海读中学的。那时正是抗战时期，新闻里天天打仗，四川路桥的北面就是日军占领区，我父亲在一个夜晚偷偷过桥去日占区逛了一圈。中学高年级有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我父亲有了参军抗日的念头。这一次，他不向自己父亲说了，瞒着父母，和两个同伴深夜坐船，去江苏参加新四军了。一年后，我父亲生病，上级安排他回家休养。回上海后，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干起了文字工作，并且上大学读中文系。

我父亲读完大学，日本人也投降了，党组织打算让他去台湾地区工作。结果因为我父亲要结婚，就安排另一位同志去台湾了。

小学和中学的事，我父亲都写过回忆文字，大学后的事是我父亲坐着轮椅，我推着他到了常德公寓边上时，父亲指着一幢房子说的，他当时到那房子找联系人说去台湾的事。我说怎么没去呢？我父亲回答：因为你母亲要和我结婚啊！

如果我父亲像他父亲一样，小时候去海外打工，或者他参加新四军后没有生病，或者他大学毕业后去了台湾，那“任溶溶”肯定没有了。我觉得好悬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