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正璧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谭箎

一日，有朋友寄来202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登载的复旦大学石祥老师的文章──《新发现与鲁迅相关的谭正璧书信》。结识石祥老师，是因为他辗转找到我，问我有没有父亲的手迹。当时我出门在外无法查找，于是告诉他，201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谭正璧传》中有我父亲早年写给鲁迅先生的信件的照片，请他试试找一下这本书。现在看到石祥老师这篇文章，方才明白他当时寻找谭正璧手迹的用意。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鲁迅手稿中，有两页无落款亦未署时间的书信。这本是谭正璧与某人通信的一部分，写作时即存有对方将此部分转呈鲁迅的预期。此信写于谭氏与鲁迅有书信往来之初，即1925年7月前后。内容是就《中国小说史略》论及诸书，向鲁迅介绍自己所见版本之异同。此信所述古代小说版本等内容，亦反映于谭氏之后的文学史著作。”

这个意外发现，为谭正璧与鲁迅的交往又添上新的一笔，从中也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的学人是如何认真踏实做学问的。

此信阴差阳错地长期隐于鲁迅手稿之中，不为人知。它既反映了双方围绕《中国小说史略》所展开的学术交往的更多细节，又与谭氏本人的小说史研究存在密切关联，具有多层面的史料价值。

谭正璧在《回忆我和鲁迅先生的一段往事》中说道：“当时我正在为增订《中国文学史大纲》准备材料，在吴瞿安先生的《顾曲麈谈》中发现了一条有关《水浒》作者的资料。吴先生说：‘《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之耐庵居士也。’这是所有研究《水浒》著作中从来没有提到过的，我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为此不惴冒昧，于7月8日，径自将这发现写信告诉鲁迅先生，请他指教，但付邮后，又自悔孟浪，这样一般常见书中的资料，他安有未见之理，我猜想他见了我的信一定会感到我的浅陋可笑，不料事出意外，未及一旬，7月14日，即收到鲁迅先生的亲笔复信。信中他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孤陋寡闻而只是爱好文学的青年，竟那么地谦逊道谢，使我为之赧颜。他在信中最后又说：关于耐庵居士即施君美，‘其说甚新’，待他遇到吴瞿安先生当问明它的出处……（大意如此）。鲁迅先生正是这样爱护青年，随时随地给予认真热情的指导。从他这番话里，我获得了极为宝贵的教训，就是研究学问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务必据实求证，不能轻信盲从，否则容易造成错误，自误误人。”

“同年十月，又收到鲁迅先生10月9日寄赠的再版合订本《中国小说史略》一册。在他写的《再版附识》中提及我曾经给过他信，又复谦逊地向我道谢，并对施君美一说，他因为‘不知《麈谈》又本何书，故未据补’云云。鲁迅先生对我的一封平常的去信如此重视，简直不是我所能意想到的。（《鲁迅日记》中亦有记载）……”

好多年前，我在撰写《谭正璧传》搜集资料时，在网上看到有拍卖谭正璧写给鲁迅的书信原件，并展示了3页，有落款，似乎缺少第1页；还有信封，上署“北京锦什坊街九十六号莽原通信处鲁迅先生台收”，落款“江苏南翔谭寄”，我曾就网上所示拍卖行去信求索“缺页”，未果。不知这封信件现在何处？

读了石祥老师的文章，我想到在父亲的《六十岁自订年谱初草》中记载有：1927年在《时事新报》附刊《书报春秋》第20期上，发表有他写的《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文。十多年来我曾多少次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也一再寻觅这篇文章，可是一再失望。

于是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将此发给石老师，问他能否找到？石老师欣然应诺找找。“既然知道是在哪里刊登的，就比较好办。我去找找看。”很快传来好消息，“比较巧，一下子找到了。”真的非常感谢石老师，也算圆了我多年一梦。这篇文章落款为“十六，七，一六於黄渡”。

真正的专家学者就是这般认真地做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