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博士

陆岸

硕士的最后一年，我碰到一个大难题。三篇小论文（Hausarbeiten），没人帮我修改语言。同学都很忙，一篇论文二十页，我下课堵在教室门口，赔满笑脸，一人手里塞一页。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孩子容易长大，但这篇百家修改的文章，过不了老师的关。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像无头苍蝇乱撞，偶然在学校咖啡馆的吧台上，大大小小的传单里，看到一张修改论文的广告。是当地的一个老年社团，里面都是退休老师和大学校友。外国学生把论文的主题、篇幅和个人简介发过去，有人感兴趣，就来联系你，分文不取。

我和舒博士就是这样认识的。

德国人的学历还算宝贵，正式一点的场合，博士会把“Dr.”挂在姓氏前面；没写“Prof.”，那就不是教授——这是我刚认识舒博士的问题之一。这里要注意措辞：只能说，舒博士“没当”教授，不能讲“没有评上”。大学的教授有定额，老的退了，新的才能顶上；老教授不退，或者退得不是时候，你这辈子就可能和“Prof.”无缘，退休了也只叫“Dr.”，好像《儒林外史》的“老童生”——“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

舒博士是德国人，当然不姓“舒”——舒马赫（Schumacher）。人不高，脸不长，头发一色玫瑰红，服帖、鬈曲，在头皮上堆砌。她的身上总有一件——至少一件红色的服饰，大衣、围巾、皮包。戴一副细足无框的眼镜，眼睛笑眯眯藏在背后。她研究心理，在大学附属医院上班。也是认识不久，我卖了个透明的乖，傻傻问她：“你应该知道我在想什么吧？”

卖傻的原因之一，是没话说——我的话本来不多，何况还是德语。她的话也少。改完论文，我们仍旧见面，两三个礼拜一次，每次礼拜二下午两点半，在医院斜对面街角，意大利人的咖啡馆。冬天在室内喝咖啡，夏天在室外吃冷饮。每次她先问我的生活，问我的学业，再换我，问她的近况。这些事情，加起来不用一刻钟。接着说的，都是自己也记不住的话。两年后老婆来陪读，一起见过几次，她开始介绍城里的饭店——东家要评上米其林，西家的大厨被挖走了——反正她说一家，我们吃一家。还有度假的酒店，不管是阿尔卑斯山上，还是大西洋畔，只要在欧洲，好像没有她不清楚的。

我们猜舒博士家境优渥——她爸爸不就在瑞士养老么。我又好奇，上网搜了搜，原来她也是博导。她们科室网站首页的大合影，众星捧月，她立在中间，身边严肃的、高瘦的、秃顶的想必是领导和教授，当然也是博导。舒博士这个“博导”，想必“导”得更加“博”。

舒博士去年退休，我去年毕业。从此不去那家咖啡馆，她领我见识新地方——我待了十年，还不知道。第一家藏在毕加索博物馆的楼下，三面靠墙的回环长座，清漆胡桃木，拼得天衣无缝。第二家对着老城边缘的林荫道，专卖马卡龙，还有精致的法式蛋糕。第三家在老城外，甜品讲究，堪比米其林餐厅。第四次见面，我出其不意，头一回叫她来系里。那天是中午，她刚刚上好艺术史的老年课程，下午还有文学课，讲莎士比亚。我在集市上买了包炸鱼、一块芝士蛋糕，泡了杯茶，给她垫垫肚子。

舒博士说，年轻的时候想做作家，每天写一首诗，不过没存下多少。现在偶尔也写，自己配插画。还读史书。我说我们的兴趣差不多，文学、史学，我还占星。占星术和心理学分不开的。

我们今年见得不多。我旅行多，她度假勤，还去苏格兰带孙子。原本七月要见，她过小马路，被轿车撞了，不重，以为没事，一做检查，脊椎断了。她知道我要回国，说一定见得到。临走前几天，又约在“马卡龙”店里。红头发，红皮鞋，柜台前小心立着，椅子上小心坐着——“还好撞得不重，否则就是另一回事了。”吃完咖啡，要回家做康复训练，过两个礼拜动手术。我问她几点生的——早上八点多。那么太阳在十二宫，十二宫代表隐秘，难怪研究心理。又低眉一算，土星大概在四五宫，土星代表困苦，五宫代表脊椎。她说年初读星座运势，就说夏天“有灾”——她也懂一点占星的。占星未必没道理，只是摆不上台面。但也没那么神奇——就我们一知半解，“预言”大半凭运气，只不过回头看看，勉强勾连贯穿，不尽如意的人生，好像就此有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