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
对于早已在现代主义小说奥林匹亚峰顶上封神的普鲁斯特,很多慕名者对他的好奇心就止于购入《追忆逝水年华》并“供奉”在家里,而不是读它。
是啊,这部巨著太长了,就像法朗士说的,“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其实当年法朗士说这话并无调侃之意。当时伽利玛出版社请他为《追忆逝水年华》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写书评,而七十五岁的他怕自己还没看完书就挂了,是以才有此言……但实际上后来他还是写了书评,而且比普鲁斯特还多活了两年。
伽利马出版《在少女们身旁》之后,广请名家推荐,还通过运作令此书摘得1919年的“龚古尔文学奖”。比起普鲁斯特在寻求出版《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的过程中饱受各出版社退稿羞辱,后来不得不自费出版、自己写书评花钱发在媒体上的窘境,可谓是天壤之别。
简单地说,在普鲁斯特生前,法国文学界对于《追忆逝水年华》的评价是两极化的。但当时的褒与贬,在本质上其实又有相同之处,那就是绝大多数都未能真正认识到《追忆逝水年华》作为现代小说巅峰之作的伟大价值。当然也有例外,尤以纪德的评价变化最让人意外。作为《新法兰西评论》的总编,纪德退过《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的稿,但在该书出版后不久,他就写信给普鲁斯特道歉,坦承退稿是该社“最严重的错误”,“我深感羞愧因为我对此负有重大责任,这是一生中最刺痛我,令我感到遗憾、后悔的事之一。”纪德的真诚道歉以及对《追忆逝水年华》的喜爱之情,令普鲁斯特大为感动,后来还写了十九封信给前者。而纪德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以及在为普鲁斯特早期作品《欢乐与时日》写的短评里,给予了普鲁斯特以最高等级的评价,认为普鲁斯特是与瓦雷里并列的法兰西文学高峰。
其实,普鲁斯特生前对于《追忆逝水年华》的不被理解、得不到正确评价是有心理准备的:“一部天才作品很难立刻受到赞扬,因为它的创作者卓越非凡、与众不同。但作品本身能够孕育出作者的知音(难能可贵的),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因为,在作品诞生之初,有能力赞赏它的人凤毛麟角……作品本身必须创造自己的后代……因此,如果艺术家希望作品自辟道路的话,他必须在有足够深度的地方抛出它,朝着遥远的真正未来抛过去。这个未来的时间是一部杰作的真正远景……”
时间充分验证了普鲁斯特的预判。《追忆逝水年华》能在百年之后仍无过时之感,让人觉得很当代,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因为它创造性地更新了我们对时间、记忆的认知,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为现代小说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和思维想象的方式,尤其是揭示了关于小说创作的根本要义:“一个天才作家必须一切从头开始。”换句话说,任何一部能够传世的伟大小说,其实都应是其作者的《创世纪》,它们不只是书,还是一个世界,自诞生后就成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