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人画史，半部与上海相关”

江南，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文脉的延续、一种精神的栖居。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凌利中在其新著《江南文人画史》（见右图）中，以“书画考古”之法，系统梳理了江南文人画的发展脉络，钩沉元代至近现代久被忽视的个案，还原水网环境与人文互动的历史图景。日前，凌利中围绕该书，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为读者开启了一场关于文人画与江南水土的深度探寻。凌利中特别建议：“读者一边读这本书，一边对照上海博物馆东馆海上书画馆里的藏品看，最佳不过。从中可以看到，文人画在上海发展的三个高峰——元末，明末，清末。”

《江南文人画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脱胎于2002年凌利中与了庐合作的《文人画史新论》，承续了庐的文人画思想体系，建立发展分期框架；下篇汇集作者近十年“海上三部曲”研究成果，立足环太湖流域，通过对隐没画家与存世作品的深度考辨，重新确立上海在江南文人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书中提出了一个看似大胆但可被文物印证的核心论断——一部文人画史，半部与上海相关，补全了上海两千年书画人文脉络，溯源海派文化的江南根基。

当人们习惯在中国文人画史的宏大叙事里谈论王维的“诗中有画”、苏轼的“士人画”、赵孟頫的“以书入画”、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与“笔墨论”时，凌利中把镜头拉回环太湖流域的水网、圩田与园池。他带着读者沿太湖流域逆流而上：从清末民初黄浦江畔的海上画派，上溯明末董其昌于华亭倡“南北宗论”与“笔墨论”，再入元末松江、青浦、嘉定、金山的“避地桃花源”——那里聚着杨维祯、陶宗仪，有黄公望题《富春山居》的“九峰三泖”，有张中的墨花墨禽、邹复雷的墨梅，亦有曹知白主持玉山雅集式的云间唱和；继续西行，便是吴兴赵孟頫“以书入画”的源头，是米芾任青龙镇监时遥接董源“平淡天真”的渡口。水网、圩田、舟楫与漕运，是文人得以“散财往来三泖五湖”、把画当作“聊写胸中逸气”的物理前提。

“这部书最特别的价值，在于补上了上海两千年书画人文链条中缺失的一环。”凌利中坦言，上海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崧泽文化六千年、良渚文化四五千年……唯独中间这段书画人文链条过去是缺失的。如今得以闭环，上海完整的历史文化脉络才算真正确立。

正是在这条水土线上，凌利中揭开了在历史缝隙中被忽略的名字。吴门前渊里的张中、温日观、马愈、金铉，不是吴门嫡系却被沈周偷师；陶宗仪以史家之身接住“元四家”余脉，杜琼、沈贞、沈周一线的松江血缘由此续命；顾从义、顾从德、何良俊、张应文这些鉴藏家，比画家更沉默地决定了哪些笔墨能“活”过战争与散佚。

凌利中特别提及了庐。在他看来，了庐就是当代文人画的代表人物，也是海派文化留存至今的鲜活实例。他年轻时为孙大雨弟子，参与黄宾虹诗社，从书法、诗文传统根基入手成长。新文人画兴起时他是一面旗帜，却主动选择淡出热闹的艺术圈。凌利中评价：“了庐的线条笔性高于近现代许多大家，绘画中的比兴立意，格调更高。”了庐这个人，穿插贯通于《江南文人画史》的上下篇之间——上篇承接他的思想见解，下篇梳理城市文脉，二者因他而形成内在呼应。

由此引申出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何像了庐这样接续八大山人风神的高人，会诞生在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根源正在于上海两千年深厚的江南文化积淀，再叠加近代中西文化交汇，才最终生成独特的海派文化。“一部文人画史，半部与上海相关”并非修辞，而是以水系变迁、避地迁徙与文人园居为脉络的可考史实。

凌利中将文人画从辞典定义里请出，放回太湖的波光、松江的园池与黄浦的潮头之中——笔墨从未离开过水土，我们，是沿着那条水路回来的后人。 本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