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孙杨曝光药检当夜手写记录
本报记者 章丽倩
距离仲裁结果公布,已经过去了五天,孙杨除了表态会坚持上诉外,事发当天的血样似乎仍是他心中过不去的那道坎。
2018年9月4日晚,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DTM)的三名工作人员来到孙杨位于杭州的家中,对其进行赛外检查。由于孙杨不认可检查人员的资质,所以这次赛外检查未能完成,检查人员也没能带回血样。这就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最终认定孙杨“暴力抗检”,并罚其禁赛八年的缘起。在时隔500多天后,在仲裁结果公布后的第三天,孙杨在其个人微博上转发了一位牙医的微博。
这位牙医的微博认证是“杭州口腔医院副院长”,据其介绍已为孙杨看牙快八年了。而他这条微博内中关键的一句话是,“这个血样我在2018年国庆前看到过,是完好无损的”。想必,这也是孙杨转发了这条的原因——他试图告诉外界,自己并没有做过砸血样这件事。
3月2日,在这条微博转发后的两个多小时,孙杨再次更新微博。“主检官先是承认本次检查无效,IDTM公司经理(电话指示)让主检官找个借口,对我们说‘血样你可以保留,外包装我们要带走!至于怎么分离,是你的事情。’然后才出现了分离外包装和血样瓶的举动,血样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留。”这条微博的附图正是血样。
从转发自己牙医的微博,到亲身上阵晒图又说明情况,孙杨在社交平台上的连环动作,都指向了一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认定他“暴力抗检”,但既然血样都还保留着,哪儿来的暴力一说呢?
从死咬IDTM检查人员的资质,到终于把重心转到“暴力抗检”上,孙杨的方向没错,但就是晚了将近四个月。2019年11月15日,在接受上诉的八个月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于瑞士蒙特勒举行听证会,整个时长超过了10个小时。但从听证会实录的证人作供来看,孙杨一方的重点始终落在IDTM检查人员的资质上。如今再来通过个人社交平台补救,委实太晚了些。
按照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规定,如果孙杨对此次裁决结果不满,他可在30天内向瑞士联邦最高法庭提出上诉。实际上,孙杨的律师团已经启动。据他律师团的张起淮律师透露,由于不满之前中方代理律师刘某和瑞士当地代理律师在听证会上的表现,所以在下一轮上诉中,他们将更换人员。
法律专家就法学基本理论谈孙杨案——
执法的人必须要严格地守法
28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对中国游泳选手孙杨作出八年禁赛的仲裁,一时间热议四起。有专家认为,孙杨一案或将吸引人们比以往更多关注运动员的权益。
由于孙杨中国游泳名将的身份,此案一直以来备受关注,此前相关细节被多方披露,“抗检”那晚发生了什么,之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孙杨一方强调的是,对方没有合规资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强调的是,一定要有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才可以干扰采样,否则运动员对于兴奋剂检测应当无条件服从。
按照现行规则,孙杨被判干扰采样,禁赛八年。对于这一仲裁,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马宏俊指出,“从孙杨这一方来说,肯定有过激的地方,CAS认为孙杨方认为对方难以证明身份也好,程序上有问题也好,有异议可以按照既有程序抗议。但是孙杨最终摔了瓶子,有了过激的反应,听证会上,孙杨一方主要也是在论证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取样程序上有问题。”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给出的最终说法是,孙杨不能因为单方面认为取样程序不合法而破坏取样。马宏俊认为,这其中存在问题,他指出,法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应当是严格要求公权力,执法的人必须要严格地守法,这应该是前提。
对于最终的仲裁结果,马宏俊认为这实际上最后是价值观的一种选择,“天平两端,一边是运动员本身对检验合规的要求,一边是反兴奋剂协会对其绝对服从的要求。”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最终采信了世界反兴奋剂协会的观点:更在意运动员必须服从程序。马宏俊对此直言“感到悲哀”,“不是说孙杨的做法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从一个法律语境来讲,这是一个执法机构对于一个相对人,一个是公权力执行,一个是私权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从法律角度看,更先进的做法当然应该是选择规范前者。”
马宏俊以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辛普森案件为例称,同样是警察违法取证,指控橄榄球明星杀妻,美国法官以不能放纵警察违法,排除了违法收取的证据,最终宣告辛普森无罪。孙杨案也有涉嫌检测人员违法取证的质疑,但却以处罚运动员为代价。
“这个吸引了极大关注的案子,对某些已有的衡量标准是一次质疑,一个问题已经非常醒目地摆在人们面前:在无条件地维护所谓制度程序和保护运动员的一些基本权利之间,是否必须是二选其一。”马宏俊说。(摘自中国新闻网)
法学组织举办在线座谈会
北京市法学会体育法学与奥林匹克法律事务研究会与天津市法学会体育法学分会日前联合举办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裁决孙杨案专家在线座谈会。
2月28日,CAS宣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上诉孙杨和国际泳联一案仲裁结果,立刻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体育界、法学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和广泛热议。
为发挥体育法学组织专长,客观、理性、全面、准确认识裁决孙杨案件有关法律问题及其标本意义,推动我国体育法学研究更加贴近我国体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及参与全球体育治理的需要,京津两地法学会体育法学组织联合召开了在线座谈会,得到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的积极支持。
来自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市律师协会、天津仲裁委员会和10省市、13所高等院校、七家律师事务所的专家约30人参会,四位中国籍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员应邀到会。
座谈会围绕CAS裁决总体评价、CAS裁决法理审视、应对CAS裁决的策略性思考、CAS裁决之启示四大议题展开热议。与会人员就尊重、领悟和运用国际体育规则的必要性,提高运动员的法律素养、完善精英运动员的成长与保护机制、培养熟悉国际体育规则的人才、我国体育法治的现代化路径等问题,发表了富有价值的多元观点。
赞助商集体观望,孙杨商业代言收入或受影响
身为三枚奥运金牌和11枚世锦赛金牌得主,孙杨的运动员生涯可能即将走到尽头。
针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起诉孙杨及国际泳联一案,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宣布孙杨败诉,遭禁赛八年,这场长达500多天的“拒检案”暂告一段落。
“孙杨没有完整地配合反兴奋剂机构的检查,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明——为何破坏样本,所以触犯了相应的反兴奋剂法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秘书长马蒂厄·雷博说道。
对于这位即将29岁的泳将而言,禁赛八年基本等同于退役。收到裁决结果后,孙杨在社交媒体上用“震惊、愤怒和不能理解”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表示自己坚决上诉。
不过,孙杨代言的品牌商似乎没那么“共情”。在禁赛结果出炉后,截至发稿,赞助商们集体保持沉默,拒绝公开对此事发表意见,亦暂未出现终止合作的声音。
作为中国泳坛一哥,孙杨是国内最具商业价值的现役运动员之一,他手中持有不少代言合约。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孙杨代言的品牌包括361°、吉利汽车、沛纳海腕表、贝因美、乐歌人体工学以及WhollyMoly燕麦等,几乎涵盖衣食住行等领域。早前,孙杨还曾与可口可乐、伊利牛奶、华为荣耀、现代汽车和Acer等品牌合作。
据体育媒体ESPN的统计数据,孙杨的代言年收入达到24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724万元)。
如今,面对禁赛裁决,这些押注孙杨的品牌无一例外选择观望。就职于国内大型公关公司的Summer表示,赞助商之所以沉默,一方面是因为孙杨律师团队将向瑞士联邦法院提起上诉,当前裁决仍不代表最终结果。但根据《瑞士国际体育仲裁报告》的数据,CAS的判决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翻案率仅有7%,孙杨的上诉成功机会较为渺茫。此外,Summer认为,“现在事件争议较大,舆论声音相对分化,现在可能不是赞助商表态的好时机,一般这种情况很少高调发声,先选择静观其变比较合适,尽可能避免负面信息对品牌造成影响。”
企业与代言人签订的品牌代言协议中,一般存在道德约束条款。一旦代言明星发生负面事件,品牌方有权援引相关条款以解除合同,甚至有可能追讨赔偿。
一位法律行业从业者表示,尤其针对运动员代言人,兴奋剂相关事件通常是道德约束条款的核心领域,但不意味着运动员一旦出现问题就要承担责任,“品牌商有追责权利,但是不一定选择激活该条款。”
体育咨询公司关键之道CEO张庆亦表示,“在合约规定下,品牌方则会进退有据,也有可能品牌方拥有追责权利但是并不使用,这需要看双方协商情况。”
今年恰逢东京奥运会,原本志在冲击自由泳大满贯的孙杨,成为企业奥运营销的重要看点之一。尤其是,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去年修改一项关于运动员商业规则的条例,将放宽在奥运期间对运动员展露非官方赞助标识的限制。除了国际奥委会官方赞助商,其他企业可以通过赞助运动员来参与奥运营销。去年刚刚与孙杨签约的沛纳海腕表、乐歌人体工学以及Wholly-Moly燕麦,无疑都冲着奥运年的绝佳时机。
此外,作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吉利汽车去年还宣布由孙杨担任其亚运会推广形象大使。若孙杨最终无缘东京奥运会和家门口的杭州亚运会,对于押注重金的赞助商而言将是一次沉重打击。在营销目标落空的情况下,Summer认为,“接下来估计肯定会有品牌方解约,但是企业一般选择低调处理,不去大肆宣扬。”
这并非孙杨首次出现负面事件——伦敦奥运会后,他曾因无照驾驶与公交车相撞,被警方拘留七天,还因为与空姐恋爱、与恩师决裂而备受争议。2014年孙杨还因误服违禁药物遭罚,这次前科成为CAS重罚八年的依据之一。
更为人熟知的是,雅加达亚运会,孙杨在200米自由泳决赛中获得冠军,却身穿个人代言的361°服装领奖,并非按照规定穿上中国代表团官方赞助商安踏提供的领奖服,这在世界体育史上几无前例。
一系列事件使得孙杨遭到不少赞助商的抛弃,在其现有的代言企业中,仅有运动品牌361°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双方牵手长达八年,而其他品牌商多是近年签约。
2016年的莎拉波娃禁药风波,是近年兴奋剂领域较受关注的名人事件之一,她因误服违禁药米屈肼被禁赛15个月。事后,赞助商泰格豪雅随即终止与莎娃的合约,表示不再与其进行合作。保时捷与耐克则先后暂停合作,采取观望姿态,联合国发展计划亦收回莎娃亲善大使的身份。据《福布斯》估计,这次事件使其损失5000万美元。
相较之下,孙杨鲜有国际品牌合约,整体商业代言规模或不及莎娃。即便如此,深陷泥潭的孙杨若遭遇解约潮,商业受损程度同样不容乐观。(摘自《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