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不具管辖权，裁决了也无效

独家揭秘

追讨辽足欠薪 足协缘何鞭长莫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欠薪问题始终是笼罩在中国足球上空的一片阴云。今年上半年，包括辽足、申鑫、四川FC等在内的11家俱乐部因未能解决欠薪行为被中国足协取消了注册资格，即便如此，俱乐部拖欠球员薪水的现象依然在各级联赛中屡见不鲜。

在遇到欠薪纠纷时，大多数球员首先会与俱乐部进行协商。当沟通无法解决问题，球员便会转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申请行业管理机构的介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面对会内球员或俱乐部提出的仲裁申请，足协仲裁委员会都会予以处理，但当诉讼主体已不处于中国足协管辖范围之内时，足协便无法再对事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那么球员的合法权益，又该找谁来维护呢？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我们做出了裁决，也是无效的裁决，不能得到执行，只是浪费了球员的时间和精力。”

范铭超认为尽管辽足已经不受中国足协章程的约束，但仍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管辖，球员依然可以通过法律实现维权，而足协也将随时根据司法机关的指令，依法提供相关文件，证明有关事实，“在法院审理调查的过程中，中国足协会根据法院的指令参与诉讼，依据法律要求提供所需的材料，还原相应的事实，协助法院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近日，20余名原辽足球员、教练基于讨薪的诉讼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驳回，这无异于在冰天雪地里又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2020年马上就要结束了，但辽足球员、教练们2019年全年的工资和奖金仍旧未拿到1分。

法院不受理此案，给出的理由是职业足球球员、教练员与职业足球俱乐部之间因履行工作合同发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由体育仲裁机构调解、仲裁。

诚然，2016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然而截至今日，中国体育仲裁机构尚未建立，以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为代表的单项体育协会下属仲裁机构并不属于法定的体育仲裁机构，尽管其长期代行仲裁职责，但其所做出的裁决也仅在行业内适用，这意味着诉讼主体中但凡有一方已不属于足球行业，足协仲裁委便无权对事件进行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我们做出了裁决，也是无效的裁决，不能得到执行，只是浪费了球员的时间和精力。”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主任范铭超解释道。

辽足一案便是如此。虽说辽足的经济困境早在去年便已不是秘密，球员也多次在社交平台公开讨薪，但民事诉讼中存在“不告不理”的原则，即便欠薪情况已人尽皆知，只要未到每年资质审查的阶段，或者没有当事人提出仲裁申请，足协仲裁委员会便无法主动介入调查。

今年5月23日，中国足协在审查工资奖金确认表并进行相应调查后，认定辽宁足球俱乐部“存在欠薪行为且未能解决”，并作出了取消其注册资格的处罚，后者随即不再属于中国足协管辖范围。同年6月，辽足球员和教练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只是此时足协已鞭长莫及。

今年10月，辽足球员和教练们向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收到的还是不予受理的答复。在范铭超看来，这其中或许存在对合同定性不同的问题，有些地方认为球员与俱乐部的合同为劳动合同，同意作为劳动仲裁案件受理，有些地方则可能认为这是包含了商业内容的复合型合同，因此不予受理。

足协仲裁的路确定走不通了，基层法院驳回了诉状，劳动仲裁的方法也很难实现，但这不代表辽足球员和教练们的讨薪之路被堵死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对于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以及驳回起诉的案件，当事人是可以上诉至上一级法院的，即便上一级法院同样不予受理，根据该法案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还可以申请再审。”范铭超介绍道，他认为尽管辽足已经不受中国足协章程的约束，但仍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管辖，球员依然可以通过法律实现维权，而足协也将随时根据司法机关的指令，依法提供相关文件，证明有关事实，“在法院审理调查的过程中，中国足协会根据法院的指令参与诉讼，依据法律要求提供所需的材料，还原相应的事实，协助法院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足协仅有权做出业内处罚

“如果一家俱乐部你怎么罚它都不执行，比如辽足，我们经过了多次的督促和协调，俱乐部就是不解决欠薪问题，那我们只好取消它的注册资格。我们的管理也只能到这儿了，但这种情况下也不见得就一定能让球员拿到钱。”

辽足不是个例。上海申鑫也在去年深陷经营困境，球员们被拖欠了八个月的工资和奖金，俱乐部同样在今年上半年被取消了注册资格。和辽足球员不一样的是，申鑫球员没有公开讨薪，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未曾尝试向足协提出仲裁申请，也不愿意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么做一是出于对老板的信任，二是深知哪怕拿到了裁决，依照衡源集团如今的财务状况，也几无可能在短期内支付欠款。“就算去告了，老板也给不了啊，不是瞎折腾么。”有申鑫球员无奈道。

球员向足协申请仲裁也好，去法院打官司也好，终极目的不过是拿回自己的合法收入。可足协不是司法机构，没有权力查封俱乐部的银行账户，也没有权力限制俱乐部的法人代表，只能通过业内的一些纪律处罚措施来督促球队执行裁定。

按照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工作流程，当受理了球员的仲裁申请，确定了俱乐部存在欠薪行为以及具体数目，仲裁委会向俱乐部发放裁决书，要求其在规定日期内支付欠款。倘若球员在该日期后表示仍未收到相应的薪酬，足协纪律委会依据仲裁委的裁决对俱乐部展开进一步的督促。要是后者再不执行，那纪律委就将根据协会的纪律要求对其实施罚款、扣分、降级等处罚手段。

这样的管理方式在国际官司中同样适用。2019赛季，中乙球队青岛中能由于没有执行国际足联的处罚，未在指定日期内支付前外援格里菲斯约合110万人民币的欠薪和利息，也未向国际足联支付约10万人民币的罚款，球队便在联赛中被处以自动扣除6个积分的处罚。

“如果一家俱乐部你怎么罚它都不执行，比如辽足，我们经过了多次的督促和协调，俱乐部就是不解决欠薪问题，那我们只好取消它的注册资格。”中国足协负责仲裁秘书工作的有关人士解释道，“我们的管理也只能到这儿了，但这种情况下也不见得就一定能让球员拿到钱。”好在绝大部分球队都会按中国足协的章程遵守足协的仲裁裁决或纪律处罚，接受足协的督促和管理。

一年百余起诉讼 部分因疫情延期

据了解，今年足协收到的仲裁案件大概有一百多件，如今多数已经处理完成，一小部分集中在近几个月受理的一些案件，目前也都在处理当中。针对协会管辖范围内的当事人所提出的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首先会采取沟通和调解的方式，部分案件当事双方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和解，若是无法协商，那仲裁委员会便会展开裁决。

当然，仲裁委员会经手的也不全是事实欠薪的案件，其中还包括一些当事双方因对合约理解不同而产生争议的情况，这些都需要仲裁委员会在中立位置做出公平公正的判断。

由于仲裁委员会的案件审理和开庭工作需要当事双方亲临现场，因此今年的疫情使得这项工作有所耽搁，尤其是在上半年，出入北京的管控还算严格，常驻京外的球员和俱乐部代表不是很方便出席庭审，只能和仲裁委员会进行一些书面上的沟通。

等到下半年，全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仲裁委员会才得以正常工作，抓紧处理上半年堆积的案件。据相关人士介绍，吕征诉讼北体大的案件便是基于这一原因才延期审理，不过该案目前已处理完毕并送达了裁决书。

只有依法维权 才能真正保障权利

在12月14日举行的中国足协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表示将大力纠正目前常见的欠薪问题，“明年开始，足协会更加严格要求，如果合理期限内不能解决，将取消俱乐部注册资格。”

对于解决欠薪问题，足协层面能做的无非是在行业内执行一些规定和约束，除了在处罚手段上高标准、严要求，降低对欠薪行为的容忍度，提升威慑力，限制投入的新政同样能一定程度缓解俱乐部的经济压力，从源头上减少拖欠薪水奖金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加大提高俱乐部的准入资格，加大审查力度，杜绝代签、伪造工资奖金确认表等行为的发生，或许也能从根源对欠薪做出约束，更好地保障球员、教练的个人权利。

近年来，不少业内专家曾呼吁尽快成立全国性体育类的独立仲裁机构，更快速、全面、专业地解决问题，让体育仲裁具备法律效力，而非仅适用于行业内。遗憾的是，这样的机构在短期内恐怕很难成为现实，毕竟建立权威的体育仲裁机构需要由有关部门牵头，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来决定，无法在一朝一夕之间解决。不过，范铭超还是对此抱有乐观态度，“呼吁建立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了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

“现在我们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越来越多，逐年上升，这其实令我觉得非常高兴，说明我们的球员和俱乐部运用法律维权和解决争端的意识在增强。”范铭超说道，“但是反过来说，意识的提高不等于说技术已经完善了，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尤其现在很多体育项目进入了市场化阶段。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们球员也好，俱乐部也好，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对于诉讼、仲裁策略的选择与实施，以及其中的技术处理，都还有很多值得提高和完善的地方，因为只有依法维权才能真正保障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