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哥
自从中国足协发布【2020】288号《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要求各职业俱乐部名称“不得包含品牌名称”等,随之而来的就是每年都有一家退出中超联赛。2020年,天津天海(原天津权健)俱乐部宣告解散;2021年,江苏足球俱乐部(原江苏舜天、原苏宁)停止所有球队运营;2022年,重庆两江竞技(原重庆力帆)解散,停止运营,退出中超联赛。
也好,让“没钱发工资”的球队退出,老板不出钱了,没必要努力挽留。
下个月23日就是中国足球改革“红山口会议”30周年,不敢说这次足球改革是一次失败多于成功的改革,但所付出的代价确实有点大,现状更让人痛心。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CCTV记者采访了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伍绍祖。伍主任没谈中国代表团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夺取的16金、22银、16铜,没谈中国体育经历了1988年“兵败汉城”低谷后的重新崛起和再次进入金牌榜前四名,却大谈特谈“红山口会议”,谈以中国足球为改革试点的中国体育改革。
30年了,俗话说,“房梁上的冰凌柱——根子在上面”。如果把足球改革“红山口会议”30年的每10年作为一个阶段,总结梳理足球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也很有话题。
第一个10年(1992-2002):代表人物:王俊生、阎世铎。这是中国足球改革阳光灿烂的10年,以中国国家男足打进2002韩日世界杯,以中国女足夺取1996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1999女足世界杯银牌而伟大胜利。王俊生的《我知道的中国足球》、阎世铎的《忠诚无悔,我与中国足球》都有详细论述,就不在这里凑字数了。
第二个10年(2002-2012):代表人物:阎世铎—谢亚龙(过渡)、南勇、韦迪。这10年的中国足球领导人,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位。在与这四位足协掌门的接触中,确实能感受到他们对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总体想法。但是没辙,折腾!出现过“试错”,但没有“纠错”机会,足协掌门的板凳还没坐热就换人了,个个壮志未酬。
第三个10年(2012-2022):代表人物:韦迪—张剑(过渡)、陈戌源,还有幕后总局实权派蔡振华、杜兆才。尽管也铆足了劲搞“归化球员”和“职业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等几个动作,但是国家队成绩、职业俱乐部建设、青少年体系构建,一塌糊涂。
“红山口会议”30年以来,对提高中国足球存在问题的单采、混采、单检、混检……几乎什么招儿都使了,但中国足球还是不断地红码又弹窗。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这30年,以便推动中国足球改革继续有序开放,全面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