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

叶文振

陈骏

沈洋

蒋莱

王军

杨成钢

杜鹏

李强

学术探讨（二）

“半边天”发展新趋势：从数据“突围”到融入新时代叙事

在经济和社会都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生活中，“妇女发展”也被赋予更多层次的意义。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所说：“中国的妇女发展应当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包括职业发展、社会参与、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心理适应、政治参与等方方面面，“妇女的个人发展置于时代发展的宏观视野下，要实现‘小我’与‘大我’的同频共振”。

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家庭发展研讨会有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妇女发展”议题的论坛现场，由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心理学系副主任高隽担任主持，各领域专家与研究员展开了热烈探讨。

现场研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不能忽视

据统计，2023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3.7%，远高于世界47.3%的平均水平，但与男性差距扩大到14.4个百分点；男女平均薪酬差距为12%。2020年，30~39、40~49岁人口男女就业率（从业人口/总人口）差异分别为20.4和18.2个百分点。同时有数据显示，2023年，男性应届毕业生收获Offer与签约占比分别较女性高出13.4和11.8个百分点，签约率为女生的两倍有余。就业性别差距仍然非常明显。

在上海等城市，自身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收入水平往往决定着女性个体发展的“天花板”，在个人价值实现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步入中产或富裕阶层，实现了个人发展阶段成就的女性，在婚姻、家庭与个人工作发展的抉择中却仍然面临困境。年轻女性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时，需要考虑何时步入婚姻殿堂以及何时迎接第一个孩子的到来。而对于已婚并已为人母的成熟女性来说，她们需要在妻子、母亲、女儿、儿媳、雇员乃至领导等多重身份中谋求平衡，而这并不容易。

参与研讨会的两位女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沈洋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通过数年间对几十个都市家庭的走访，梳理了从丁克到二孩（及以上）的不同家庭中，女性所处的境遇，探讨婚姻、生育对女性发展各方面所带来的深度影响。“我们俩是分别在上海两所高校任教的女学者，出于对生育、母职、职业发展、社会角色、性别关系等诸多围绕女性生命特质展开的研究议题的共同兴趣，合作进行多项研究，也在对我们的研究对象——生育女性的观察和交流中，梳理出女性个人生命体验和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连接。”蒋莱坦言，“性别平等的提升并不总是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城市中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可能会发现，她们在校园里的成功并未能顺利转化为职场上的成就。而在‘二孩时代’开启后，其实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受过良好教育、在职场取得成就的育龄女性。生，还是不生，成为每位育龄女性都不得不以实际行动作出回应的问题，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职业、家庭、自我，以及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在沈洋看来，结婚、生育，组建家庭，应该是让家庭的每位成员都能成长。“在这样的目标下，一位家庭成员的成长不应该以其他成员的枯萎为代价。”在她们的样本中，有具备充足社会资本、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决策型二孩妈妈；有身为新上海人、在老家和上海两种文化模式中寻求平衡的二孩妈妈；有在好教授、好律师、好妈妈三个身份中游刃有余的二孩妈妈；也有和丈夫有着同样的事业起点，却在不同的发展方向上差距渐大的二孩妈妈等。而随着延伸和深入，全职妈妈、单亲妈妈和三孩妈妈也进入了研究视野。

她们合作，将研究过程写成新书《新生育时代》，并将研究成果在研讨会上进行展示。而沈洋恰恰是二孩的践行者，“我做了很多相关研究，访谈了许多母亲，收集了许多生育故事，还是做出了生育二孩的决定。”其中丈夫身体力行给予的“家庭支持”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如在陪孩子早教时，当老师说‘请妈妈们把孩子举起来’时，他会提醒老师这里还有个爸爸……”值得一提的是，沈洋和丈夫同一年入职，“所以我们两人也会暗自较劲，主要是因为彼此的事业发展关系到我们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由于听了太多女性生育后经历“母职惩罚”的故事，沈洋在怀孕前已经和丈夫协商好未来的家庭和育儿安排，“在生完孩子当年，我们同时评上副教授，随后也同时担任博士生导师”。

“受访者中，不少女性来自独生女家庭，却不仅作出二孩决策，还能巧妙地协调工作和家庭责任，努力在所有外界要求的角色之外依旧保留自我。在这个对生育女性的要求远远超过支持的转型时代，在家庭友好、妇女友好、生育友好文化还任重道远的初级阶段，妈妈群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认识中国社会、探讨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反思两性角色与父母职差别、想象新型代际联结的模样。”蒋莱说。

专家“支招”：男性应主动给予更多关怀

在《中国妇女报》上，有一位男性专家发表过19篇探讨女性发展的文章。他就是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叶文振。作为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叶文振一直以男性的视角积极倡导新时代女性的发展。他在此前曾表示：“要跟上新时代新征程，观念意识得先跟上。对于男性，更关键的是正确地评估自我，发现男性的性别滞后和性别发展的不完全，从对传统性别文化和制度依恋、依赖中走出来，主动地以公平和尊重的意识去重建和女性的性别关系，形成更加平等、和谐和友好的性别合作，在满足彼此实现情感富足和人生价值的需求过程当中，谋求两性的协调发展。”

而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在研讨现场，他从自身家庭实际出发，以男性家庭成员的角度表达了专业的观点，即在现代家庭中，男性成员要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扮演好男性、丈夫、父亲的角色，给予妻子和女儿更多的支持。

“我们谈妇女发展，其实‘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放弃一个再去追求另一个。”叶文振表示。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关键地位，决定了女性发展离不开家庭发展。在他看来，女性的成长背后，是爱与亲情的并行。家庭幸福、孩子健康成长和婚姻关系稳定，能够赋予女性更多的情感力量和精神激励。“而今落后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是到了必须反省和改变的时候，在这种改变中，平等观念、感恩意识和尊重修为都会成为当代性别相处和家庭运行的基本原则。”叶文振现身说法，自己一直主动参与家庭中普遍意义上的“女性事务”，烧菜等家务都是一把好手，同时在家庭教育中，对女儿的培养也不设限，在其成长过程中为她们提供公平、开放、鼓励的家庭环境，“不拘泥于性别的家庭教育，让我的两个女儿都展现出了在各方面优秀的创造力和发展潜力”。

社企携手：以自立自强描画“女性之光”

除了家庭支持，妇女发展更离不开社会和企业的助力。上海社科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包蕾萍长期专注于开展性别统计相关研究，在研讨中她介绍：“性别统计对推进性别平等至关重要，能够通过多维度的监测体系，反映妇女和男性各方面状况。为了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国家高度重视性别统计工作，在不断完善监测指标体系的同时，还将其纳入了国家制度。”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企业也正在对此开展有益探索。赵本志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所在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是一家全国公募非营利公益组织，从1995年起开展“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通过治穷、治愚、治病“三治”并举的救助方法，激励困境母亲自强不息。研讨会现场，他回顾了近三十年来的帮扶经历后表示：“通过幸福工程，我们发现为了家庭，困境母亲往往承受着更多困苦和劳累，她们作出的牺牲更多，付出的代价更高，但地位却是低下和被动的。而让受助母亲变得自立自强，不仅能改善家庭的整体生活环境，也能为孩子树立非常好的榜样。”

相较于困境母亲，在现代社会，更多职场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同样不容忽视，她们需要面临多重角色挑战，既要扮演母亲、妻子，还要在职场中展现出色的能力和形象。身为跨国企业利洁时大中华区集团事务及可持续发展负责人的陈骏以自己所在的企业为例，分享了企业应当如何建设鼓励女性发展的职场环境。在她看来，如今无论在家庭经济还是国家经济中，女性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赋能女性实现自我，对企业经营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广泛深远的价值与意义。“比如为了消除性别偏见，赋能女性发展，我们公司在中国启动了‘木兰计划’，帮助女性员工提升自信度和领导力，让她们都可以成为现代的木兰。”

童行书院创始人郝景芳作为正在寻求平衡的女性创业者，对此也深有感触：“我有孩子，也在独立做公司，我非常相信，女性在任何方面都和男性一样优秀。因此我希望打造一个女性友好企业，让她们的价值感得到实现。”

在研讨会最后的评议环节，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原院长赵媛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妇女发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从前妇女发展只关心女性个体，到如今将女性发展与家庭发展、社会发展紧密联系，我们对女性发展的关注变得更全面与多元。”展望未来，赵媛也坦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妇女发展依然任重道远，社会和企业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为女性发展带来更多支持和机会。

记者 郭爽 陈玥 文 朱桂根 摄

学术探讨（三）

应对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中国家庭与社会的挑战与机遇

在第五届家庭发展研讨会有关“区域协调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议题的论坛中，聚焦中国当前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严峻现实，专家们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和深刻的社会洞察，探讨了区域协调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多重挑战与应对。

应对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的挑战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李强通过对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中国县域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全国县域人口增减分化与老龄化的演变趋势。她指出，虽然中国整体上是在2022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但在一些地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李强表示：“我们通过对20年间中国县域人口的精细化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交织现象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

政策调整：从局部走向整体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青年探索》副主编王军详细分析了人口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他指出：“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尤其人口增长较快、老龄化程度较轻的地区，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经济活力。”他通过对全国两千多个县市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劳动力供给减少、消费者需求萎缩，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例如，内蒙古中东部、东北三省等地区由于人口持续负增长，区域内的就业机会减少，经济活力显著下降。

王军进一步分析了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特别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逐渐加大的差距。虽然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表面上经济增长稳定，但部分县域已经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这些地区未来也将面临老龄化压力。他认为，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简单依赖人口增长来驱动经济的模式将不再适用。他还特别强调了人口政策的地方化问题，指出不同区域的人口结构差异极大，相关政策的落实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中央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与地方需求的紧密结合。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结合区域特色，制定符合当地人口发展趋势的政策。”王军呼吁未来的政策应更加灵活，允许地方在应对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问题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人口分布变化的预测与应对

河北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教授王金营基于对过去30年人口分布的研究，提出了对未来人口分布趋势的预测。他利用马尔可夫链模型预测了未来30年中国人口分布的变化，特别指出东北三省和部分西部地区的负增长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人口负增长的现象将在未来变得更加明显。王金营强调，未来30年，人口分布不合理将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必须提前布局，以应对老龄化和人口减少带来的挑战。他还提到，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不同区域的资源竞争更加激烈。一些人口流入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虽然在短期内受益于劳动力的涌入，但长期来看，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压力，尤其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人口流出地区将面临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导致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堪忧。

由此，他建议，应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加强对老龄化严重地区的资源投入，尤其是在医疗、养老、教育等关键领域。他呼吁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规划和管理，确保这些地区能够在吸纳外来人口的同时，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更要关注人口的合理流动与分布，确保各地区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社会的均衡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所教授杨成钢在发言中深入探讨了区域协调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强调，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条件，也是其战略保障和权利共享。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人口高质量发展所需的空间纵深，使得人口红利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和优化配置。他以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互补性为例，说明了这种流动如何为人口流动和素质提升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他也提到了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如“一带一路”和科技革命，这些都要求中西部地区扮演重要角色。

杨成钢指出，只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才能发挥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优势。利用人口空间回旋效应，中国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更复杂的梯度层次上进行人口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但在政策上要注意处理好效率观与公平观、区域观与国家观、赶超观与可持续发展观三对关系。

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在生育率下降问题的讨论中，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青年副研究员王雪辉重点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生育现状，特别是在生育政策设计中存在的误区。她指出，虽然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更多集中于二孩、三孩家庭，忽视了许多一孩家庭的需求。她呼吁：“生育政策不能仅仅聚焦于增加人口数量，还应着力于为家庭提供更加友好、舒适的育儿环境。”

王雪辉进一步指出，生育政策的制定需要从传统的数量思维向福利思维转变，通过优化社会支持体系，提升生育率。例如，托育服务的完善、住房政策的改进以及更多的产假和育儿假都是重要的激励措施。“生育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政府应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年轻人减轻生育压力，创造更加适宜的生育环境。”她建议，未来的生育政策应更加注重个体和家庭的实际需求，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政策应更加灵活，帮助年轻人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

而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海龙则表示，尽管历史上区域发展一直存在问题，但当前阶段对区域发展的要求显著提高，特别是在生育意愿和教育影响等方面的变化更加迫切。

朱海龙回顾了他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经历，当时人们对生育的强烈愿望让他印象深刻。然而，仅仅十多年过去，生育意愿却发生了逆转，“作为‘70后’，我曾经开玩笑说自己是最后一批想生孩子的中国人，如今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这种现象令人惊讶”。朱海龙提到，这种变化的背后与教育因素密切相关。他进一步分析了生活复杂化对政策需求的影响，认为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政策制定需因地制宜。“我们需要针对性和系统性的政策整合，以解决不同地区面临的特定挑战。”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许颖强调：“人口高质量发展到底是目标还是过程？这个问题实际上还需要深入研究。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定义并未明确，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出回答。”他指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新的要求，迫切需要研究创新和新的分析框架。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是现代人力资源体系的4个特征，也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态势相联系。

张许颖表示，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主要有5项任务：首先，要深化教育与卫生改革创新，提升人口整体素质；其次，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显著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第三，建立现代人力资源体系，稳定重点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着重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第四，落实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提高老年健康水平，发展银发经济；最后，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确保人口安全。“这些任务的实现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

在讨论生育率的问题时，专家们普遍认为低生育率是全球性问题，亟需深入研究。张许颖提到：“超低生育水平是影响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最突出的挑战。适度生育水平的定义尚不明确，我国的适度生育水平是多少？这是一个亟需回答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目前学术界尚未给出研究答案，对这一概念及其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至关重要。”

张许颖强调，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大话题，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涉及人口、教育、就业、健康及其相关的公共服务，也与区域协调发展紧密相关，值得深入研究。此次研讨会为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和建议，专家们期待在这一领域取得更深入的成果。

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景与展望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对人口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不同区域的人口分布和变化对整体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深远。杜鹏指出：“华北和西北地区的人口在增长，而西南地区却面临人口减少的压力，这种区域视角对理解人口分布和区域发展至关重要。”杜鹏进一步分析了人口分布变化对区域发展的直接影响。他指出，河北人口减少与北京的政策有关，尤其是廊坊北三县的划归，这显示出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他提到：“人口的合理分布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谈及人口高质量发展时，杜鹏将其定义为一个反映中国在提高人口素质、控制总量和实现合理分布方面努力的中式概念。他认为，尽管过去并未明确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概念，但中国一直在追求这些目标。通过与不同国家的比较，如新加坡和日本，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实现路径可以从中获得启示。

此外，杜鹏还强调了政策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他以著名侨乡浙江丽水青田县的人口分布与老龄化问题为例，指出政策推动下的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考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到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如何通过政策推动实现人口和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杜鹏认为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下降。他以日本为例，说明即便在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仍可以通过全球投资和收益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比如当地许多人在欧洲创业并将收入带回日本养老，这种现象也为衡量老龄化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杜鹏表示，理解人口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不断深化研究，关注政策因素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他期待通过深入的研究与交流，为未来的人口与区域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

记者 范献丰 曹儒屹 文 朱桂根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