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模：六十六岁时，我开始理解父亲

丁景唐大学毕业照

全家福（左一母亲身前的为丁言模）

2017年，一生笔耕不辍，践行着学者与出版人“双重身份”的丁景唐去世。这一年，66岁的丁言模着手整理父亲堆积如山的书籍和手稿，也开始真正理解父亲当年对他说的话：“看书，再去看书，还是去看书。”

言传身教，从不会看书到会看书

丁言模在家中七个姐弟中排行第五，上面四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

由于祖父母闯关东，父亲丁景唐出生在吉林，很快又回到故乡——浙江镇海。丁景唐6岁时随姑妈来到上海，一口“石骨铁硬”的宁波话一生未改。在丁言模的记忆中，父亲的穿着打扮非常有特色：头发似鸟窝，胡子像杂草，衣服里长外短，一只裤脚管高，一只裤脚管低，还喜欢光着脚丫子，美其名曰“按摩脚底穴位”。而他的拿手好戏，则是毛衣一天正穿一天反穿。

当然，父亲工作中也有衣冠楚楚的时候。“姐姐们说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父亲正拿着把梳子沾了自来水梳‘清水奶油包头’。而门外等候的小汽车喇叭直响，秘书进来催了几次，父亲却找不到自己皮鞋的鞋带了。最后，还是妈妈从另外一双皮鞋上取了鞋带给他系上。”1981年12月，父亲随中国作家团访问香港，那一身正装打扮，让二姐丁言仪的同学鲍培丽大吃一惊，连声说：“靓仔啊！”

父亲自己不修边幅，可最喜欢打扮书。他总是用最好的牛皮纸把书包得整整齐齐、四四方方的。

在丁言模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过问他们具体的功课，孩子们都就近入学，至于成绩如何，则看各自爱好。“父亲始终两袖清风，从不用自己的名声、地位为孩子谋划，也从不要求我们要传承他的学问，而是让我们在童年自由生长，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在这方面，父亲既不手把手教授，也从不横加干涉。”

二姐丁言仪的音乐启蒙来自父亲用宁波口音亲授的《两只老虎》，还对丁言仪在大床上开“家庭演唱会”的行为予以默许。他经常带时髦的唱片回家用手摇电唱机播给孩子们听，慷慨地借出自己的白色棉毛裤给女儿当跳舞用的芭蕾舞袜。父亲鼓励丁言仪参加中福会小伙伴合唱团，在丁言仪同时被上海中学和上音附中录取面临选择时，父亲说：“国家需要民族音乐人才，你去上音附中学习吧！”于是有了上海民族乐团扬琴演奏家丁言仪。

三姐丁言昭对文学感兴趣，父亲就给她出题目，有《鲁迅和朝花社》《关于鲁迅“北平五讲”的新证》《郁达夫和“风雨茅庐”》……父亲一边出题目，一边教丁言昭如何收集材料和采访。《鲁迅和朝花社》丁言昭整整改了一年，直到父亲说：“现在给你打75分，可以发出去了。”于是，丁言昭虽然本行是戏剧文学，也逐渐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尽管父亲从未像指导姐姐一样指导自己，丁言模还是忍不住会学着父亲的架势写文章。一次，丁言模模仿父亲写了一篇“学术文章”，满心得意地给父亲看，没想到父亲只扫了一眼就直接给了“差评”。丁言模不服，追问父亲到底哪里不好？父亲只是对他说：“看书，再去看书，还是去看书。”

丁言模不理解。父亲的一位挚友当时是大学里的研究员，得知此事后为了缓解父子间的尴尬，主动拿了丁言模的文章去“看看”。待到几日后丁言模收到修改，发现只有标题还是自己的，内里已完全是另外一篇文章。“怪不得在父亲那里完全不过关。”至此他开始明白，自己似乎只学到了父亲研究与写作的架势。于是他摒弃了之前的浮躁，从零开始发奋学习、研究，立志走自己的路。

儿时大家庭的热闹随着时代的洪流四散在祖国各地。18岁的丁言模去了安徽，在建筑公司的劳动一线，他也没有停下学术研究。直到2000年回沪进入一家区级报社做编辑，他一直与父亲保持通信，请教学问、交流探讨。“上世纪80年代，我在研究瞿秋白的过程中发现了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相关课题中的空白点，凭借跃跃欲试的勇气和业余‘书呆子’的傻劲，我踏上了实地考查和苦苦寻觅史料的艰辛路程，并在1993年出版了《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一书。父亲学术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填补空白，这需要大量的思考和比对，以及翔实的论证，而不是对已有学术成果的复制和优化。这本书的出版对我而言是重要的里程碑，也让父亲看到，我是个会看书的人了。”

整理文稿，父子穿越时空的“对话”

查书、借书、买（淘）书、看书、品书、写书、审书、出书、送书，丁景唐曾道，这是自己大半辈子的主要生活乐趣。丁家所在的弄堂建造于1928年，是典型的石库门建筑。丁景唐自结婚就搬到这里居住，度过了几十个春秋，如今住着丁言模和女儿一家。丁景唐当年看过的书，至今仍占据家里的大半壁江山——从地板一直通到天花板的书架，填满了屋子里最大的一整面墙，书塞了满满当当，只当中留了块空隙放置床头，反着“凹”出了一个颇有特点的造型。

至于墙上堆不下的书，要么散在窗台上，要么挤在储藏间、过道里，与生活用品杂乱而有序地混在一起，竟生出些“理所当然”来，似乎这就是它们在这个家中惯有的位置。

丁言模回忆，早年家中三楼20平方米的房间，是父亲集卧室、餐室、书房、工作室、会客室、儿童游乐室为一体的多功能房。靠三面墙都放着书橱，连楼梯和晒台上也堆着书。那时，有位领导登门看到家里书实在太多，就派人在晒台上为父亲专门搭了一间小屋放书。而被视作“传家宝”的书，则是鲁迅编校、设计的瞿秋白遗译作《海上述林》，丁景唐曾以拥有皮脊、金顶和丝绒、蓝顶两种精装本而自豪。

现在，家中剩下的书已经不足当年的两成，“父亲在世时，家里的书景颇为壮观。父亲当时习惯把看的书和资料随手一放，于是堆得到处都是，比如床上、饭桌上，尤其饭桌，有时只剩下个放一个菜盘子的位置，一家人吃饭时各自饭碗都只能举在手里。除了生活区域，放书的小屋子里书多到无处落脚，只有父亲新得的书能进去。”家里的书太多，孩子们睡觉之前伸手随便抓一本看就能安然入睡。“但父亲丝毫没有要整理的意思。有趣的是，书虽扔得杂乱无章，但在父亲的脑中总有一张定位图，他说让我们去哪里拿一下哪本书，就一定能在他所指不出三步的范围内找到”。这张图是如此深刻地印在丁景唐的脑海中，“哪怕晚年他卧病在床，访客登门寻他聊天，讲到需要书籍佐证的地方，无法下床的父亲一说位置，来人果然还是一下就能找到”。

2017年，丁景唐去世，66岁的丁言模开始整理父亲的图书和手稿，也开始尝试理解自己的父亲。

退休的他有充足的时间慢慢翻阅。他惊讶地发现，家中大部分书中都有父亲所做的批注。有的直抒胸臆写出自己的观点，如“胡扯！”；有的则需要旁征，如“具体可翻阅某某书作对照，此书位于家中某某位置”；有的可中西贯通，如“某书的第x页可用作此处译文”。

丁言模视线掠过书页上那些父亲手写的文字，以及当中夹杂的与他人往来的探讨书信，眼前浮现的是儿时记忆中父亲清晰的身影，一个个批注仿佛一句句言语，让他与父亲再次同步阅读、思考、分析与记录，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他发现，父亲在出版家和学者这两个身份之外，也曾是一个怀有文学梦的青年，积极从事创作，更钟情于编辑，但由于投入救国运动，他的文学梦被“暂停”，他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大量诗文没有引起新文学史研究者的关注。丁言模夫妻俩现在退休金加起来7000多元，这普通的收入省之又省，加上各方的鼎力支持，在父亲去世7年后，今年丁言模整理的《丁景唐研究丛书三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丁景唐诗文集》《丁景唐编辑文艺刊物》《丁景唐文学评传》三册，前两册分别从文学创作、期刊出版角度，整理丁景唐的著作文章，尤其是前者，填补了对丁景唐前半生文学创作方面研究整理的空白。

“也许是一种为人子女的责任感吧。”丁言模说，父亲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已经远超世俗物质的衡量范畴。在新书首发座谈会上，他向上海韬奋纪念馆捐赠了“传家宝”皮面《海上述林》两卷初版本，“我家的‘传家宝’见证了我父亲长期研究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严谨治学精神。他大半辈子从事出版编辑工作，捐赠给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是这套书的最好归宿”。丁言模说。 记者 郭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