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成蝶：中国女子体育的世纪回响

曹儒屹

书名：《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 作者：游鉴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中插图

近100年前，中国就派女运动员参加了各类世界级运动会，她们参加了什么项目？获得了怎样的成绩？又有什么新奇的事情发生？国际媒体如何看待中国女性运动员？她们回国之后，看到成绩的民众和媒体作何反应？《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以丰富的图像和文字史料，搭建出一幕幕女性参与运动、参加运动竞赛的场景，以女性运动史为切入点，从性别视角给了中国体育史一个诠释，也以江南地区的女子运动勾连起整个中国近代历史。

本书作者游鉴明博士，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出版有《中国妇女史读本》《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她们的声音：从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谈起》等著作，2014年荣获江丙坤两岸交流贡献奖之“交流卓越贡献奖”。本报记者对话游鉴明，讲述其创作心路。 记者 曹儒屹

一、您是中国女性运动史领域的研究专家，您认为现代女性和100年前的女性相比，在体育观念方面有哪些进步？又有哪些不足？

游鉴明：女性的体育之路充满挑战。西方体育长期存在性别偏见，奥运会最初禁止女性参赛，直到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才有19名女运动员参加网球和高尔夫球两个项目。1924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允许女性参加更多项目，1928年女子田径赛才被纳入奥运会。在中国，清末时，男性已能参与运动竞赛，但女性仅能以表演形式展示成果。直到上世纪20年代末，区域、全国及国际运动会才逐步向女性开放竞赛项目，女性体育由此迎来突破，她们开始发挥体育潜能、改变自身历史。

早期体育赛事中，观众行为混乱。1929年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秋季运动会，约三万名观众涌入赛场，导致秩序失控，最终提前散会。在1933年第五届全运会女子篮球赛中，部分官兵因不满观赛位置，强行跨越栏杆，甚至以手枪威胁维持秩序的童子军，引发冲突。同年8月济南游泳池启用时，女性游泳比赛吸引了大量观众，但实际参赛者寥寥，出现了对比鲜明的一幕。

总的来说，女性体育竞赛起步时面临硬件设施简陋、观众态度偏差及运动项目性别差异等问题。如今，体育竞赛规范不断完善，性别观念逐步改善，女性参与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然而，如何在各竞赛项目中实现真正公平，避免性别偏见残留，仍是当下需要解决的挑战。

二、您对女性运动史的研究过程长达14年，资料搜集困难重重，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最具挑战性的是什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资料或发现让您印象深刻？

游鉴明：从事女性史研究，必须地毯式搜集史料，因为这些珍贵的资料往往散落在各个角落。正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的研究一直以来都离不开对史料的精心搜集。在此次研究中，我广泛运用了档案、专书、报刊、学校刊物、口述史料、传记、自传、回忆录、日记、书信、歌曲、小说、照片、漫画、图画、实物、广告图案以及电影等多种类型的史料，最终完成了《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一书。

这些史料的来源极为广泛，涵盖了亚洲和北美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搜集过程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每当有所收获，我内心的喜悦便难以言表。尽管我的其他女性或性别史研究同样需要耗费心力去搜集史料，但这次对江南女子体育史的研究，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显得尤为特别。

三、您的硕士论文主要关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女学生的体育活动，而后来的研究转向了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史，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变是基于怎样的思考？

游鉴明：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最初聚焦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女子教育与职业妇女问题，对台湾女子体育史仅是浅尝辄止。1995年博士论文完成后，我转向研究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史，并在2000年发表了有关过往台湾学校女子体育的发展文章。此后，我撰写了《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并整理了181张图像资料，出版了《跃动的女性身体：近代中国女子的运动图像》。该书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与《运动场内外》合成套书。

促使我转向这一研究领域的，是两段深刻的经历。一方面，我自幼因小儿麻痹症从未接触过体育课。然而，一次与母亲闲聊时，她提到曾在杭州市女中打乒乓球，这让我惊讶不已，难以将她与曾经奔跑击球的少女形象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张玉法先生在论文指导中提到台湾女运动员1948年到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的历史，而我对这段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这两段经历意外地为我打开了通往新研究领域的大门。

四、您认为100年前的女子体育历史对理解现代中国女性体育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游鉴明：从19世纪末到1945年，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之中。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分子忧患意识增强，提出“保国强种”的理念，强调国民身体素质的重要性，将女性视为孕育新国民的重要群体，推动了“强种”“尚武”观念的兴起。这一时期，体育被视为强国的基础，相关书籍大量出版，推动了女性体育的发展。

从清末开始，中国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发展。在大都市，女性身体被物化的现象较为普遍，传统国族论述受到挑战。1920年代至1930年代，西方“健康美”观念传入中国后，迅速成为女性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一种时髦的追求。这一观念的引入，让女子体育的讨论不再局限于“体育救国”的单一视角，而是呈现出“体育救国”与“健康美”并存的多元格局。这种多元化的思想背景，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富的内涵。

五、您在书中分析了女性体育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女运动员形象被广告和媒体利用的现象。您认为这种现象对女性体育的发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应该如何避免消费文化对女性体育的过度商业化？

游鉴明：在20世纪30年代，女运动员与广告文化的联系极为紧密，她们的名气被广告商广泛利用。例如，游泳名将杨秀琼在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中包揽女子游泳五枚金牌，被誉为“美人鱼”，引发了都市女性的游泳热潮。她的名字被用于“明星花露香水”的广告，声称是她游泳后的必备用品。同时，报刊为增加销量，纷纷刊登女运动员的照片和签名，如马骥和陈荣棠等冠军运动员，借此提升了她们的知名度。

然而，女运动员的私生活也受到媒体的过度关注。有记者深入运动员的宿舍，发现“墙角堆满化妆品”，并质疑她们是来参赛还是“参加审美会”。这种现象引发了社会对女运动员“傅粉施朱”的批判，一些画家还以讽刺手法创作漫画，描绘男女运动员在比赛前化妆的场景，暗示这种行为在两性之间并无太大差别。

这些文字和图像资料反映了社会对女子体育的复杂态度——既有期待又有焦虑。尽管消费文化对女运动员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一直存在，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对女子体育的发展利大于弊。女运动员通过广告提升了知名度，吸引了更多人关注体育。直到今天，这种商业化趋势依然明显，尤其是在电视和大型户外广告中，运动员常常出现在商品代言中。我认为只要运动员对广告内容有所把控，确保其具有积极意义，这种合作并无不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