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坡
中国人对于七彩中的“黄”,心情有点复杂,仿佛驾车遇到黄灯,冲一冲还是刹下车,因人而异,但更多的是因识而异。很多人明白,黄灯是红灯的序曲,好比刑法上“未遂”可以参照“既遂”酌情量刑,刹车了;还有些人以为,黄灯等于音乐会里的“返场环节”,可视为绿灯的组成部分,不妨过。
事实上,黄,从来就不是红与绿的中间地带,这一点,在中国成语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人老珠黄、青灯黄卷、一抔黄土、明日黄花、黄口小儿、碧落黄泉……民间把一件事没做成,叫“黄了”;色情小说叫黄色小说。看看,都是负面的。《智取威虎山》里土匪接头暗号:“脸红什么”对应“怎么又黄了”,明显把“黄”作为“红”的对立面加以贬低。1919年11月8日《申报》刊出一条消息,标题为《笑煞秋风蟹壳黄》,说是有个女人,生性蛮横,却生了一种“面黄病”,故被人家嘲笑为“蟹壳黄”,后来被一帖叫“的的娇”的药治好,人居然也变得温柔了。
所以,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对“黄”,须持审慎态度,一不小心,麻烦缠身。而在饮食方面,中国人对“黄”向无忌惮,什么黄松糕、黄金饼、三黄鸡、黄芽菜、黄花鱼……唯恐不“黄”,甚至连与“黄”不甚相干的瓜、酒,被称作黄瓜、黄酒。其中最厉害的是“两面黄”:一面诚可贵,两面价更高!
此“两面黄”自然不是《申报》上的彼“两面黄”,而是一种面食,江南一带的人应该有所耳闻,老上海更不陌生。
有些人眼里,“两面黄”不就是炒面嘛!华永根先生《苏州吃·姑苏面业》一文说,“炒面中又分硬炒和软炒两种。硬炒是将生面条下油锅氽制成金黄色捞出,面上可放不同的面浇。”犹言这就是“两面黄”了。
看来苏州的“两面黄”与上海的“两面黄”有点异趣。
上海炒面的基本程序是:开水煮面条,煮到面条中间没有硬芯为止;捞出,冷却;把油锅烧热;放入面条,用筷子不断搅散、翻炒若干时间,即成。(浇头或辅料的制作不赘)
再看上海“两面黄”的情况:将面条放入开水中煮,煮到面条不至于烂熟即可;捞出,冷却;把油锅烧热;放入盘成似一只大烧饼的面条;用油煎,至面条块两面皆黄即成。(浇头或辅料的制作不赘)
综上所述,炒面与“两面黄”既相同又相异:炒面重炒,“两面黄”重煎;炒面重散,“两面黄”重聚;炒面重粗,“两面黄”重细……
其实它们在吃口上还有个区别,泾渭分明:炒面吃上去软糯而筋道,“两面黄”吃上去松脆而酥软。
松脆而酥软,怎么理解?
须知“两面黄”制法的独特,就在于——它上下两面的外表煎得要有点像“麻油馓子”的松脆,而内里处理如同“捞面”“拌面”的酥软,这才到位。
如果“两面黄”弄成炒面这种效果,谁还愿吃?
既然“两面黄”可以油煎,那么油炸行不?行,但追求品质的大厨并不愿这么来:油炸用油量多,热油无孔不入,把面条块里“埋伏”着纵横交错的面条一起炸了,一旦节奏掌握不好,造成里外无区别地全都硬扎松脆,等于做了一回方便面。当然,煎,也不是不闻不问,一仍其旧,老师傅惯常要做的动作就是不断掂锅翻腾,以免火力全开,“殃及无辜”。
一般来说,吃货要求一盘“两面黄”(盛“两面黄”不适合用碗,用盘)具有松、脆、软、香等特点。松,指结体松弛;脆,指外层干脆;软,指内芯保持柔软;香,指成品后生成的芬芳气息,还包括辅料、浇头助推之功。
不少人说起“两面黄”,便联想到“伊府面”——一种操作程序跟“两面黄”相似的面食。“伊府面”由喜欢把隶书写得方正宽博的清朝廉吏伊秉绶发明,只是在“最后一公里”,它与“两面黄”分道扬镳——用开水将结成块状的面条泡开,加各色浇头和调料后才能大快朵颐。
其实,真正跟“两面黄”一脉相承的,我推想应该上溯到南宋《梦粱录》里提到的“盐煎面”。
“两面黄”的浇头,昆乱不挡,然而较起真来,我还是倾向于炒虾仁,对标大饼夹油条,堪称绝配;至于做得比“王家沙”更地道的店家,我还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