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建设金融科技中心,已经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新的发力点。今天上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指导,由支付宝和蚂蚁集团主办的全球高级别金融科技大会“外滩大会”在黄浦江畔正式开幕。全球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企业家、技术咖汇聚在上海黄浦世博园区,为上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集结更多的力量,共同打造海纳百川的金融科技生态圈。
今天上午的主论坛上,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在致辞时指出,今年前八个月,上海市金融总交易额超过了1500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6.6%,对支持经济增长、拉动实体经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金融科技创新给金融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科技与金融正加速融合,向可信、智能、普惠等方向不断迈进,“金融科技就是未来金融发展的制高点”。
吴清表示,上海将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设。一是在金融科技关键技术上求突破,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新兴技术研发攻关;二是在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上求创新,不断提升金融的普惠性、包容性和创新性,持续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和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三是在金融科技产业集聚上求提升,在已经聚集中国银联、建信金科、金融壹账通等一批金融科技领域头部企业的基础上,上海将继续培育更优的金融科技产业生态。
疫情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在线新经济、新零售、新金融等发展势头迅猛,新一轮科技创新给金融行业带来了深刻变革。今天上午的主论坛还迎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作者凯文·凯利,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中信集团总经理奚国华等十余位国内外大咖,共同探讨对全球经济的最新洞察和对金融科技的未来展望。
好的金融与实体经济一起发展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迈克尔·斯宾塞
好的金融是指,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一起发展。
金融体系有三大至关重要的目标,一是提供安全,透明多样的储蓄渠道;二是建立一套制度、法律和法规,以便储蓄流向生产性投资。储蓄和生产性投资的分离是现代经济的显著标志,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这种分离并确保有渠道将储蓄引入生产性投资;三是允许人们通过多样化投资组合利用保险系统、资产管理交易等渠道达到分担风险、降低风险的目的。
但是我们目前与好的金融仍存差距,目前金融体系至少在两个维度上非常脆弱。一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发现某些关键利益的冲突会严重影响金融体系的表现,这些利益冲突需要解决并尽可能消除;二是,系统性风险可能在特定时期突然上升,但是事先很难察觉。这到底该如何解决?目前尚无答案。本报记者 杨硕
新金融体系有三点不同
蚂蚁集团董事长 井贤栋
面向21世纪的新金融体系,和以前相比,有三点不同。
首先是新金融服务的对象从“二八”到“八二”,过去的金融让20%的人获得服务,新金融是让剩下的80%、更多普通人和小微企业,也能享受到和银行行长一样的金融服务。其次,新金融服务的核心从以钱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如果说过去的金融是人找钱、企业找钱,那么新金融是让钱找人,钱去找企业。第三,新金融服务更加个性化、智能化、场景化,不仅让每个个体获得个性化服务,更像血液,和肌肉骨骼融为生命体,新金融和场景融合地更加密切,更好的服务社会经济和民生的发展。
建设新金融体系,必须要以科技和数据为支撑。过去的金融最重要的资源是资金,新金融最重要的资产是数据;过去的技术架构是信息时代的中心化思想,新金融的架构会是数字时代的分布式思想;过去的金融风控本质上是防范人,靠抵押和担保穿上防弹衣,新金融的风控是相信人,用数据和科技预判并消除风险。过去的金融是利用信息互联网处理“钱”,未来新金融是以区块链建设价值互联网,流转的是数字资产。
以前,大家都把服务小微和长尾用户,当成公益和社会责任,今天,因为金融科技的创新,普惠在践行社会责任的同时,成为了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新金融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增量市场,大家不是分蛋糕,而是共同做大蛋糕,不是独木成林,而是彼此依存,互为生态。 本报记者 金志刚
用科技做到以前无法做到的事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作者 凯文·凯利
我们可以用科技做到以前无法做到的事。金融科技已经广泛地深入到世界各地和我们的生活,其中蕴藏巨大机遇,但到今天最大的进步还只是现金的数字化。接下来,世界上还有更多人会接触到无现金支付。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更新换代,会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以前只有富人和专业人士才能接触的事物。金融科技发展的力量才发挥了一小点,智能手机、二维码等移动支付方式,仅仅是个开始。
设想一下,未来AR和AI将让金融科技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有智能眼镜会让我们在衬衫上看到交易和资金信息,有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一起“聪明”投资,有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大众实现可信的公共账本。这些新事物都是旧金融无法做到的,只有科技才能够让我们掌控事物的金融维度。这就是金融科技的未来超能力。
本报记者 谈璎
金融领域最大变化来自中国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特·霍姆斯特罗姆教授
金融一直有巨大的价值,现代国家都需要强大的金融体系,否则不可能走向繁荣。不过,我们也需要理解金融体系的被动性。全球金融危机与全球化有关,不管怎样,我们挺过来了。从长远来看,心态很重要。有些公司不懈追求股东价值,这样心态下作出的投资,肯定无法真正履行企业责任。除了金融指标之外,公众希望看到更广泛意义上的指标,用于衡量投资,包括环境、社会、治理这些指标,我觉得这是好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领域最大的变化来自中国。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平台竞争力很强,规模非常大。平台和金融的结合,能带来关键的金融应用和金融创新。
手机作为金融服务的载体具有巨大的优势,从支付到其他各种金融服务,都可以用手机处理。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通过手机获得信贷。普惠金融能够触达更广泛的人群。 本报记者 谈璎 杨硕
隐私数据保护极具挑战性
2020年冯诺依曼奖得主迈克尔·I·乔丹
隐私数据保护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安全和协同合作就像是水和油一样难以融合,共享意味着展示一些东西,安全则相反。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密码学,例如使用同态加密技术对信息进行加密,但即便如此也可能发生信息泄露。
总体来说,在与其他方分享信息时,我们需要从对风险进行量化,综合权衡信息分享所带来的利益与风险。例如,就反欺诈而言,分享数据显然是对我们有利的,这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反欺诈能力,不过从市场层面考虑,对方希望获取更多的信息。这类问题解决办法就是综合利用差分隐私、统计学、密码学、经济学来量化和权衡协同合作中的种种风险。
本报记者 杨硕
从抵押文化跨越到信用文化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朱民
疫情产生大量线上生态,比如:消费、信息、医疗等,并把科技化、数字化推前了至少十年,全面数字化的社会正在到来。各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科技已变成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数字化过程是挡不住的,但挑战也是巨大的。政府要建共享、透明、公平的高科技枢纽和数字高速公路,更难在数据、在平台。科技化的浪潮才刚刚开始。
今天的社会,因为金融科技,可以给予更多人金融权利。今天的金融科技如火如荼,但是金融的核心问题是在未知的世界里建立信用体系。传统的金融是抵押文化,从抵押走向信用贷款,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信用贷款的核心是建立信用,建立可追溯不断改变的信用,不断提供好的服务。在今天已有的金融科技中,区块链是非常重要的技术,使得几乎是完整的交易信息可追溯,在这个场景下,完全跨越抵押文化到信用文化。
本报记者 方翔
让贫困者也听到机会敲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金融普惠和金融科技将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更公平、更快速和更智慧复苏。
改善金融服务普及性的任务正变得更紧迫,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对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群体造成了沉重打击,包括低收入家庭、小微企业和妇女。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科技将起到重要作用,帮助人们抓住机遇,避免陷入贫困。
政府行动对于确保金融稳定和避免加深数字鸿沟至关重要。如果各国政府能够提供有效支持,科技的发展将开启共享繁荣的新时代:可以投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投资培养人才,提高人们的金融素养和数字科技素养;可以消除数据偏见,避免弱势群体被挡在机会的门外;还可以投资一系列软措施,促进行业竞争。我们一同努力,让陷入贫困的人们也能听到机会敲门的声音。 本报记者 谈璎
数字金融有助减少贫困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阿奇姆·施泰纳
“数字技术如何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做生意?”“数字金融”就是答案。数字变革最明显的“增值”之一就出现在金融科技领域。数字金融对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来说是救命的,它同时支持企业并保护了就业和生计,可以帮助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例如政府每年通过对数字化支付节省超过3000亿美元,然后投资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但数字金融还需要新的、强有力的国际政策、法规、标准和公司管理。现在是最好的契机,各国应积极推动全球合作,充分利用数字金融的力量,更好地向前发展。本报记者 杨硕
“普惠”的道路还很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坚
我们很多人习惯把“直升机”叫做“直升飞机”,但其实没有“直升飞机”这个概念,直升机和飞机在气动性能等方面都不同。2009年蚂蚁集团就明确了,蚂蚁不做“飞机”(传统银行),而是做“直升机”,为个人、小微企业服务,不是跟飞机比谁飞得更高、更远,而是比谁飞得更低。
从金融技术的角度讲,过去的技术追求“精准”,而未来是“普惠”。目前世界上还有36亿人接触不到互联网,所以“普惠”的道路还很长。金融科技超出了金融本身,技术会让世界资源分配得越来越均匀。
本报记者 金志刚
数字技术为扶贫提供方案
中信集团总经理 奚国华
这次疫情把很多社会活动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其中涉及到几个数字化关键词:一是精准,这次疫情防控通过数字化,让防控技术做到了精准高效,比如健康码的使用;第二个是快速;第三个是畅通,疫情阻隔了正常社交,但线上联络非常畅通;第四个是新的机会,传统的业务通过数字化的改造,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数字技术也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很多解决方案。网上直播和销售非常火,把农民与需求结合起来;网上的教育,可以让人们公平得到优秀的教育资源。
本报记者 方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