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乐读人

◆侯军

二十年前，当我的《孤独的大师》付梓之际，有几位新闻出版界的朋友鼓动我：既然你已写了个绘画大师系列，索性一鼓作气，再写一本音乐大师，适成双璧，岂不更好？我当时确实有些心动，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音乐是听觉艺术，而且是诸多艺术门类中最抽象、最难用语言来描述的艺术。我虽说是个痴迷音乐的发烧友，但充其量只能算个“资深乐迷”。而听音乐与写音乐，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在这方面的“短板”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补齐的。

正因为此前有过这样一番考量，而今，当读到好友雷健兄的这部《书中听乐》的书稿时，就难掩兴奋之情，同时也感到由衷的钦佩——毕竟，雷健兄跨越了我当年力所不逮的那些难关，奉献出了这部以文字来描述音乐，以音乐来演绎人物的成功之作！

雷健兄与我是同行，都是办报出身，从业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我曾读过雷健兄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专著《网络新闻》，前几年，又收到他寄来的新书《论语别识》。后来见面时，我跟他聊起这两本跨度甚大的著作，他笑了笑说，前一本是给“赏饭的本行”写的，后一本是给“上学的专业”写的（他在大学是学哲学的）。我问他下一本是给谁写呢？他诡秘地笑道：“下一本当然是给自己写的。”

写给他自己的书，自然就是这本《书中听乐》了。我俩时常一起参加全国报纸副刊界的采风活动，每次看见他，他总是塞着耳机在听音乐；偶尔同行之间聊起与音乐相关的话题，他本来在一旁“假寐”，闻听顿时双目炯炯，兴致勃发，纵横捭阖，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一张老脸笑得稀烂”（雷健的口头禅之一）；那年我去成都出差，他老兄早早就订好票，请我去音乐厅欣赏一场音乐会——如此的安排，我自己也曾做过一两次：有朋自远方来，非音乐会不足以表达我的欢愉欣悦之情。然而，轮到我自己受到如此隆重的盛邀，却是平生第一次。此举，不仅可见雷健兄对我的厚谊，更可窥得音乐在他心目中所占据的异乎寻常的位置。

当然，雷健兄的这本书，与我那本《孤独的大师》一样，均属“非专业人士”的专业化写作。在圈内人眼中，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而雷健兄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选定了一个绝妙的“切入点”——“书中”听乐。书是用来读的，而读书写作本是媒体人的特长，如此一来，听觉上的欣赏转换为视觉上的阅读，进而延展到理性的思考和文学描述，可谓扬长避短，生面别开。他在论述音乐时最大限度地让眼睛之“读”发挥作用，从而极大地拓展了音乐欣赏的视野和空间。以某个乐曲为原点，目之所及，可以延展到四面八方，既可追溯其创生之前世——或源自某一首诗，或源自某一部剧，或源自某一篇小说，或源自某个民间传说；又可探求其创生之原委——从作曲家的家庭熏陶到其师承脉络，从个人气质到其朋友圈的艺术氛围；更可寻迹这部作品诞生之后的曲折演变与命运沉浮……在雷健兄的笔下，音乐不唯是可听的，而且是可读可感可思可见的。那些优美动人的旋律之中，始终活跃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中既包括直接创造这些乐曲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也包括那些“黏贴”在其前世今生中的诗人、作家、画家、戏剧家、评论家，乃至剧院经营者，凡是在时间长河中被“挟裹”到这些旋律中的各色人等，都被雷健兄的慧眼“读”中，纳入了他的书中。

媒体人常说一句“行话”，叫作“找角度”。雷健兄在书中所写到的音乐大师和他们的杰作，不都是几百年来早已被世人反复聆听、耳熟能详了吗？这些音乐家的名字大多也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了。然而，雷健兄只是变换了一下视角，不再囿于音乐的畛域，而是从阅读的角度去寻觅去解读去思考，立时就让抽象的音乐变得形象起来，让那些远逝的音乐家们，乃至为这些音乐家提供过“源头活水”的诸多先贤们，渐次从他的讲述中复活了——这就是阅读的力量。通过“书中听乐”，音乐与文学、与绘画、与戏剧等邻近艺术门类，均实现了无缝连接，乃至跨界融合。熟悉音乐的读者，在阅读中，耳畔会自然而然地回响起那些熟悉的旋律，进而会加深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即便是不很熟悉这些乐曲的读者，也能够从阅读中了解和品味音乐大师们或惬意或坎坷或艰辛或悲凉的人生故事，从而亲近音乐，感受艺术，进而参悟人生。

任何艺术，归根结底，其实都是“人的艺术”：既为人所创造，亦供人来欣赏。雷健兄在本书中，虽说是从音乐入笔，但其着力点在于写出音乐背后的人。我将他这种表述方法称之为“以曲带人”。我之所以对他这种表现手法谙通其妙，皆因我在写《孤独的大师》时，采用的是“以人带画”之法，与他的“以曲带人”可谓异曲同工而又殊途同归。

(作者为深圳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中国副刊”新媒体中心总编辑。学者，散文家、艺术评论家、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