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轻云淡忆廖师

南治国

去年12月回新加坡前给廖鸿钧老师通电话，约了时间，说想去他虹口东体育会路住家陪他聊聊天。没想到隔天我居住的浦东突发新冠疫情，管控加严。老师九十多岁了，为他的健康和安全考虑，我没有坚持去看他。老师也说来日方长，让我下次回上海再聚。没想到如今已是永别……

廖老师生于1930年，21岁开始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求学，25岁赴莫斯科大学读书，1961年获博士学位，回母校执教，教学相长，著述等身。无论从哪种角度看，老师这样的人生阅历和学术才情都足以让他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摆摆谱，端端架子，但他偏偏又是大学里最亲和、最淡泊、最不摆谱、最没架子的教授。公开场合老师相当寡言，和学生也话不多，但私下里老师最喜欢和学生一起，天南地北地闲扯。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看他。老师提前备好茶点，我俩在客厅沙发上围坐，他抽烟喝茶，我问东问西，我们的话题就像他吐出的烟圈，袅袅不断。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他一包烟抽完了，我脑子里接收的知识和信息也让我有点“消化不良”，我这才告辞。

廖老师是中国比较文学协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主编，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在位时，老师云淡风轻，很少考虑自己或小圈子的利益，但对后学的提携不遗余力。老师最希望年轻人认真踏实地做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老师给研究生开设“文学理论”课，学生从各个院系来，甚至还有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来旁听。老师不问亲疏，只要学生有不错的想法，就鼓励他们深入思考，并行之成文。老师审阅后，觉得有新意，也有扎实的考证，就会推荐给一些和比较文学研究相关的刊物发表。我曾发表过几篇比较文学研究的小论文，也多是老师鼓励、督促和指导的结果。退休后，老师更是风轻云淡。老师告诉我，退休了，就得认真、纯粹地享受退休生活。他把所有书籍书稿都装箱封存，婉绝学术讲座和会议的邀请，彻底淡出学术圈，就只带带孙子，每天去家对面的鲁迅公园慢走一圈，甚至饶有兴致在住家附近的证券交易所玩玩股票。老师的那份洒脱，那种通透，让我由衷钦佩，也替他高兴。我有时想，老师的学术衣钵我继承甚少，但老师的这份散淡，我也许得了真传。

我是廖老师指导的第一批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生，也是中国大陆首批从外文系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全国招了五名，我忝列其中，并能受业于廖老师，自觉非常幸运。读书时，老师对我是有期待的，但他不怎么说出来。

也算是缘分，我有段日子留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执教。而且和廖老师同在一栋办公楼：他的办公室在十楼，我在八楼。这样，老师还能常常见到我，如果不忙，一定会招呼我上楼去他的办公室，先是笑，然后习惯性地衔根烟，让我坐在他跟前，随性地聊上半个时辰。如果是下班路上碰见了，老师也是让我跟着他；老师抽着烟，我们边走边聊：他从办公室走回家，我从学校走回青年教工楼，我们顺路……

1990年开始和廖老师书信往来，1991年夏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研究生面试，第一次见到老师，之后跟从老师读书、写论文，然后和老师一样，毕业留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书，直到2001年我拿了全额奖学金，负笈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再到留居新加坡，一晃三十多年。我天性散漫，学术上仍少有作为，但老师从未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每次都说人生的路千千种，说我走的路没有错。定居新加坡后，和老师见面机会少了，我清楚，老师仍惦记着我——是既淡然，亦放心的那种惦记。我呢，只要有机会回上海，都会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免税店给老师买条好烟，和他约时间，去他的书房，毫无顾忌地坐在他跟前……

我在赤道上的新加坡听到廖老师过世的消息，虽觉悲伤，但也在意料之中。人之老矣，终有一别。老师走了，一些话还没来得及说，很多记忆留在心头。老师又似乎没有走，衔着烟，坐我对面，人淡然，烟圈亦散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