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李到大老李

吴中杰

日前与几位复旦中文系1962级学生一起喝咖啡、聊闲天，他们也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喜谈陈年往事，不知不觉间，就谈到了李庆云同志。

李庆云是从山东来的南下干部，1951年进入复旦，50年代中后期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是我的顶头上司；1978年受命组建复旦分校（后改组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是在座陈有生同学的上级，我们与他都有深度的接触。

李庆云做政治思想工作，自己并不研究文学、语言之类的专门业务，但对专业工作者却极其尊重。他很爱才，对于学有专长的教师和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很爱惜，竭尽自己之力予以帮助。因为他为人随和，不摆领导架子，所以人们并不以官衔相呼，在复旦中文系做党总支书记时，大家都叫他“老李”，后来到复旦分校做党委书记，因为年纪大了，大家尊称他为“大老李”，显得很亲切。

李庆云在复旦中文系当党总支书记那几年，正是运动频仍的岁月，有些事他身不由己，但仍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加以缓冲。

施昌东是1951级的业务尖子，深受贾植芳先生的赏识，还在读三年级时，就在当时的名刊《文史哲》上发表美学论文。但也因此之故，1955年贾先生出事时受到牵连，被捉将进去。一年之后放了出来，暂挂在系里。对于被捉之事，他一直想不通，到得1957年春天，在当时氛围的推动下，就在物理系学生召开的鸣放会上放了起来。“反右”运动开始，就被反了进去，而且被认为是屡教不改，要发配到边疆去改造。李庆云觉得，施昌东业务好，能写文章，是个人才，就想了个办法，说中文系要经常出墙报，没有人做美术设计，施昌东能写美术字，能画图，就留在系资料室吧！这样，施昌东就留了下来。他在做资料、抄墙报之余，还读了很多书，写了许多文章。右派改正之后，出了好几本美学著作，成为国内知名美学家。

我做青年教师时，复旦教师的住房很紧张，也不像后来那样有明确的分配标准，能够有个预期。我结婚之后，没有房子住，也不知道何时能分配得到，无法可想。当时整幢仙舟馆（700号）都归中文系使用，而办公机构还不是很庞杂，所以房子比较充裕，老李就将楼下的一个房间借给我居住。那时蒋天枢先生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有一批线装书交给蒋先生保管，但他的家里放不下，也是老李帮忙，在系里借了一间房子给蒋天枢先生放书。不久，学校调整办公用房，中文系被压缩到仙舟馆楼上，楼下分给经济系使用，这样，我和蒋先生都得搬场。蒋先生搬的是书，楼上教研室房间靠壁处还可存放，我搬的是家，却无处可以安顿。后勤组当然不会直接向我要房子，他们向老李要。听说老李对后勤组的人说：你们有本事，就把吴中杰的行李扔到马路上去，没本事，就分给他一间房子住。后勤组没有办法，只好在第六宿舍给我分了一间房子，总算让我把家安顿了下来。

但老李对我们的政治要求却很严格，发起火来还要训人。有一次，党委书记杨西光在登辉堂作政治报告，大家都在认真地记笔记，我却在笔记本下藏着一本业务书偷偷地看。这在当时是一种违犯纪律的行为，不知被什么人汇报了上去。回到系里，老李在全系教师大会上，狠狠地把我批判了一通。虽然当时我有点尴尬，但也深知老李是出于一番好意，想要培养我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只是我专业思想较重，一直偏重于业务学习，他调走之后不久，我就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

老李创办复旦分校后，邀我去兼过课，也叫我办过事。复旦中文系七七级语言专业毕业生祝敏申分配到分校教古代汉语，因为他对书法有研究，同时也开了一门书法研究课，还主编了一本《大学书法》教材，很受学生欢迎。李庆云自己不研究书法，但作为高校领导人，却很重视教材建设，在复旦中文系做党总支书记时，就大抓教材编写工作。他对我说：“小吴，小祝这本《大学书法》编得很好，你帮他联系一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可以扩大影响。你把这事办成了，我请你吃饺子。”小祝是我的学生，他的事我本来就该帮忙的，于是去找复旦大学出版社商谈，他们马上接受了。书出后，很受欢迎，发行量很大，老李很高兴，真叫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饺子。山东饺子，很好吃，名不虚传。

老李主持上海大学文学院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但政治风浪的余波还有。他们学校有一位教师写了本小说，因宣扬人道主义精神而受到批判。这事，很使老李为难。不批判吧，对上级难以交代，认真发动群众去批判吧，人道主义是个学术问题，应该可以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他对下面的干部说：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批判总是要批判一下的，但这种事，也不必搞得太严重。老李这态度很受到广大教师的好评，但也有些立功心切的人，却对老李很不满，甚至转而反对老李。

老李是在种种矛盾纠葛中退下来的。但他离休之后，来看他的人很多。我曾请他吃过两次饭，没有什么事，只是叙旧，但每次都被别人抢着付了饭钱。其中一次，付钱的朋友并没有同席吃饭，他远远看见老李，很热情地过来打招呼，转身过去顺手就把我们的饭钱给付了。等吃完饭，我去结账时，收银员说，刚才那位已经代你们付过了。这虽然是件小事，但也可见老李群众关系之好。他们觉得，能请老李吃饭，是很开心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