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99亲情如画

◆杨晓晖

时间从虎年跨到了兔年，当人们赞赏、分析着黄永玉先生画的两枚兔年邮票时，先生度过了他99岁的生日，和家人喜迎春节。亲情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本刊特邀作家杨晓晖与黄永玉先生的女儿黑妮，穿越时间的闸门，看看治愈了无数读者的黄永玉先生的温暖家事。 ——编者

1 笑治百病

蓝色的兔子，神秘的笑容，写信的架势……当人们为着黄永玉先生仍然不走寻常路子，并纷纷猜测此蓝的意味之时，黄永玉先生的女儿黑妮却道出了原委。原来她小时候邻居家养的兔子就是蓝色的。“獭兔，灰蓝色，毛渐进，个头大。”

在罐儿胡同住着，非常岁月，“家里不比从前热闹”，黑妮回忆：“桌子底下三狗一猫，另一边还有两只随时蹦到爷爷身上卧着，抱团取暖的。”黄永玉先生对于各式动物的喜爱、熟悉与亲近，在画家与作家之中都是少见的，这使得他一生远离教条，汲取自然精髓，生气勃勃，无论绘画还是文字，都充满了原创性。古人云：“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动物比人好，动物不打孩子，人常常打孩子。”黄老师的幽默。

北京融德画廊的孙世平先生请黄永玉先生画生肖挂历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了。在《十二个十二个月》一书里，黄先生风趣地写道：自画猴子邮票36年后，又到画猴子邮票之时，他九十二三岁了。“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画猴子，朋友哄我说：‘不老不老，你起码还有二十年好活，再画一圈猴子还有找头……’”

上一轮的兔子挂历，“我不吃窝边草吃什么？”“月亮上造假药最保险。”“上了乌龟的当。”——那些兔子漫画像黄先生其他的动物画一样令人忍俊不禁。比如老鼠：“我丑，但我妈喜欢。”袋鼠：“根据我的教训，子女要有出息，不能养在口袋里。”麻雀：“我喜欢拿别人的小是小非来锻炼口才。”今年的兔子挂历，十二张兔子画没有一张与过去重复的，既萌态又审美，兔子恣肆张扬的生命力好像要从画面中蹦突而出。

这次住医院时，挂历就挂在黄先生的病房墙上，黑妮用一个橙子做了兔子的头部，搁在倒置的玻璃水杯上。三维的橙色兔子，与封面上父亲画的两只笑口大开的白兔子构成了一个既喜乐又安宁的世界。“只要有一点劲儿，就要画画。劝不住，只能分分钟盯着。”但黑妮是矛盾的：画画也是父亲最开心的事啊！

张新颖《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一书中，记载他与黄永玉先生的见面，黄老师说起自己吃饭的口味，“像我的文化一样，都不是正统的，有什么吃什么。医院的饭我也能吃，我跟你说。我一个朋友，我去医院跟他住了几天。我朋友说，这个饭，你怎么也吃得这么欢。我开玩笑，我老说，一个人每天能对得起三顿饭就不容易了。”这场面令人想起人家送沈从文草帽，他躺在床上就笑盈盈戴上。创造力如此丰富，同时又惜情惜时。

2021年11月，黄永玉先生给他的诗歌集《见笑集》中的每首诗都配了精致的画，两周时间画了160幅插图。2022年3月，黄老师接受央视采访，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办“诗与插画展”，视频上亲自朗诵诗作，接待四方朋友，著作再版，兔年邮票首发……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时刻，我们认识到：幽默精神、喜剧才华可以治疗百病。

2 天佑吾家

“明早六点半陪我爸爸去医院复查。我还有点咳嗽。”“复查可顺利？要这么早去医院，辛苦！”“九点二十就回家啦！一切都好，谢谢惦记。”“肺是正常的了。”这是1月5号、6号我与黑妮的微信。

这几年，黑妮从意大利与北京两边跑的生活改变成全年住北京，在顺义太阳城照顾父亲的日常，陪伴父亲出席文化活动，接待父亲的访客。哥哥黑蛮在香港更多地照顾母亲。见过黑蛮的周克希先生说，黑蛮也是天生具有幽默感。父亲的文稿总由黑妮电脑打字，出版方有看不明白之处，再由黑妮询问父亲后仔细回复人家。父亲画到深夜，黑妮准备好宵夜。苏打饼干上抹奶酪，天热的时候再加上一根冰棍。还有巧克力、香蕉、黑妮做的醉鸡。从黄永玉先生的文字里知道他滴酒不沾。

黄永玉先生67岁时在翡冷翠住过大半年，在黑妮家邻近的“莱颇”，租了一套幽静的房子。这段在海外既创作又享天伦之乐的时光，黄先生写生、观景、看名人故居、与邻居交谈，黑妮当翻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书记载了那段美丽的日子。美妙的文字与美妙的插图，至今印刷了近十次。并且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女儿做了湖南湘西鸭子，干烧豆瓣鱼……客人战战兢兢地探索，吃上一口之后接着就是猛攻，看起来就是欣赏得很。”父女俩的“互动”经常十分精彩。“前几天我忽然想到一件事，问黑妮：‘意大利的小孩穿不穿开档裤？’黑妮大笑说：‘不穿。’”黑妮和意大利科学家彼得·奥莫德奥的女儿玛利亚是好朋友，多年一起在湘西、贵州、四川做扶贫工作。彼得·奥莫德奥在《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意大利版的序言中写他的好朋友：“遗憾、愤怒和忧郁都不适用于永玉。永玉对我们说过他在养猪场受到的‘再教育’，对他而言，不过是一次荒谬的经历，对此他并不感到愤然，只是感到好奇；他很乐观，甚至还感到生活丰富多彩。”

在《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后记里，读到黄永玉先生这样的文字：“女儿小时候对我说：‘爸爸，你别老！你慢点老吧！’她都大了，爸爸怎能不老呢？女儿爱爸爸，天下皆然。”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大约八九岁。热火朝天的动荡，我每天乖乖地到学校去接受审讯和监督劳动。女儿也承担着过分的恐惧和不安。一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她站在阴暗的屋子中间轻轻对我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进过孤儿院啊！怎么办？爸爸！”我拍拍她的头说：“不会的！孩子！”——为什么如此白描的文字却使人泪涌？

2015年张新颖的《黄永玉先生聊天记》一文里，谈到木刻的板子，黄永玉先生说：“还有一些，很多没有了。所以，我给儿子，最近写个纸条给他，我说老爸是，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文革’以后呢，一笔一笔地画；现在这十年间呢，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这一辈子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