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淑佳在每个转折点坚守内心

“人生犹如一条折线，关键就在于那几个转折点上。”这是高中数学老师对竺淑佳说过的一句话，也被这位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组组长奉为了座右铭。

的确，竺淑佳遇到过不少转折点。每一回，她都坚守初心和内心的力量，做出一个个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我们要对得起纳税人”

多年前，竺淑佳听到这样的悲剧：70岁的老人身体不适，但各项常规检查都提示无异常。这样的状态持续半年后，老人自杀了。竺淑佳明白，老人离世前的日子里，饱受着重度抑郁症的折磨，可老人的子女们甚至没往这方面想。

太多相似的故事，牵引着竺淑佳钻进了这个在社会上被看作是“矫情”的疾病领域。

传统抗抑郁药起效很慢，需持续用药几周甚至数月，副作用也非常明显，且对临床上1/3的抑郁症患者没有疗效。而最初被用作医用麻醉剂的氯胺酮，在21世纪初的临床试验中被意外发现其快速抗抑郁的效果。不过，科学家并不知道它快速产生疗效的具体作用机理。

竺淑佳课题组夜以继日，在冷冻电镜的助力下，“看清了”快速抗抑郁氯胺酮的结合位点，及其抑制NMDA受体活性的作用机制——这些发现将推动新一代基于氯胺酮的快速抗抑郁新药研发。

“她一直带我们做‘有用的科学’。”在研究组管家宋楠的印象里，竺淑佳在研究组经常提的一句话是，“我们是用纳税人的钱去推动科研的进展，要对得起纳税人”。

做科研不是为了发论文

还在美国深造的时候，竺淑佳接触了一位父亲，他的孩子NMDA受体突变。为此，这位父亲找到了近千个有着同样遭遇的家庭，成立了公益基金会。作为科学顾问，竺淑佳总是会参加基金会每月的讨论，为孩子们的治疗、基础科研甚至是药物研发提出建议。

直到去年，一位沈阳的医生找到了竺淑佳，NMDA受体突变的不幸也降临到了他的家庭。“我意识到，国内也一定会有这样的孩子。”竺淑佳被邀请进了一个群，群里有40个这样的孩子。“您是国内做NMDA受体最权威的专家，希望能提供一些建议。”家长们说道。

“我很感动，也感受到了基础科学家的无力。对于那些孩子来说，基因检测的结果对他们而言无疑是绝症的通知书。”竺淑佳立即启动了“专属课题”。“我们常常说，基础科研是自由和好奇心驱动的，但社会也对科学家有需求和期待。”竺淑佳感慨，“NMDA受体是学习与记忆的分子开关，够我研究一辈子了。”

这条路很漫长，孩子们或许等不到药物上市的那一天。但他们的家人知道，在上海，中国科学家没有放弃。那群人坚信，做科研从来就不是为了发论文，而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帮助更多的人。

做实验和做菜原理相通

竺淑佳的童年是在浙江奉化的一个小山村度过的。那个年代，祖父母辈的梦想是给山里的孩子文化扫盲，父母辈的梦想是从农民变为工人，竺淑佳的梦想又是什么？

问号在竺淑佳大学快毕业时，愈发强烈。她考上了研究生，后被公派到法国留学。刚到巴黎高师，竺淑佳只闷头两件事，做实验和做饭。从懵懂的科研菜鸟到拿出漂亮的实验数据，从不擅厨艺到用30道菜肴征服实验室同事的胃，她用了3个月时间。她惊奇地发现，做实验和做菜的原理是相通的，通过试错，发现最佳配比。为了成为科研的探险家，她又花了两年半时间在美国补短板。

作为女科学家，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家庭和科研？“一天深夜11点，女儿来电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挂了电话推开门，三个学生站在门外找我讨论课题。”竺淑佳说着说着也笑了，“我们要用一生的实践和努力来配得上学生对我们一声‘导师’的称呼。”

本报记者 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