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川沙和南汇

施惠良

川沙、南汇是一家，两域民间历来如是说。

在古代，川沙、南汇皆为松江府华亭县长人乡属地。清雍正四年（1726年），南汇从上海县析出始设南汇县。当时，川沙县域的大部在南汇县境内。八十四年后即清嘉庆十五年，川沙方独立设治建立抚民厅。至于川沙于清宣统三年九月十七日（1911年11月7日）撤厅建县，则比南汇晚了一百八十五年。直到1950年前，大致以川沙小城城南路一线为界，其南江镇、施湾、六团、黄楼等还尚属南汇辖域。区划的调整一下子使川沙县域面积差不多扩大了一倍。

可以说，川沙的大部分脱胎于南汇。所以，大部分川沙人都曾经是南汇人。在历史上，川沙县、南汇县的分界虽几经大小调整，但始终接壤，唇齿相依，犬牙交错，县界两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从唐末宋初起，川沙、南汇两地同以聚灶煮盐而名闻遐迩。自南往北，一团（现大团）至九团（现龚路）鹾丁骈阗，盐商云集，成为了东南沿海的殷实之地。明嘉靖年间，倭寇肆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两地百姓同受一腔苦、共怀一腔恨。与此同时，两地人民携手并进、和衷共济、同仇敌忾，谱写了一曲抗倭贼、保家乡的壮美华章。

川沙、南汇濒江临海，历史上频遭飓风海溢之害，甚至深陷十室九空、庐舍尽没的灭顶之灾。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南汇知县钦琏率沿海百姓挑土夯筑，万众一心，仅历七月，一条纵越川沙、南汇全域的大堤便傲立于东海畔。百姓称其为“钦公塘”“保命塘”。

毗邻的地域关系，共同的聚灶煮盐、筑塘捍海、建城抗倭经历，以及生生不息于同样的一望无垠的滩涂、芦荡的自然环境，锻造了两地人相近的脾气秉性——都属典型浦东乡下人：为人忠厚老实，不善花五花六；交朋友，重情义，不惜两肋插刀；要面子，出去发“前门”牌，居家抽“劳动”牌；不擅“花好稻好”，在凕冷的表面下，藏着火一般的炽热，被人形容为“柴爿搿面孔，菩萨搿心肠”，是内热外冷“热水瓶”性格的典范。也许，正因为这些，两地在人文发展进程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随着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改变悄悄地开始。借助靠浦西较近的区位优势，成千上万的川沙人西渡浦江，也从浦西带回了新的风气，影响着固有的民风乡俗。1960年原浦东县的大部，包括基础条件较好的杨思、洋泾、金桥、高桥等地划入川沙，使川沙成为与浦西仅一江之隔的近郊，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

改革开放后，川沙县乡镇企业飞速发展，而当时的南汇尚是一个以粮棉油和瓜果蔬菜为主的农业大县。川沙虽为后来者，却有那么一点高出一头的腔势，叫南汇人为“南头人”。其实，就我看来，“南头”更多地表示为方位指向，极少含有小觑之意，何况，川沙城内把江（镇）、施（湾）、六（团）一带也称之为“南头”。这就像下沙盐场年代，南汇人叫川沙人为“北沙人”一样的。改革开放初期，骑着“老坦克”，两旁挂着硕大的排篮，骑行数十里地，在当时可称得上长途跋涉，到川沙各集镇上卖鸡苗、鸭苗的，十之八九是从南汇来的，而川沙人到南汇设摊贩卖的，却较为少见。确实，南汇人更勤劳，更能吃苦。

在20世纪90年代，出租车几乎遍及川沙城的大街小巷，“打的”成为川沙人出行很寻常的事。其中标注“南汇”的出租车最为多见。据说，出租车在南汇很难维持，而在川沙则生意兴隆。看来，川沙人“烂料”，南汇人“把节”。

川沙和南汇两县有着不能割裂的渊源关系，现在，越往南保留的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越浓厚，且农村甚于城镇。如今，南汇和早已划归浦东新区的川沙一样，兄弟俩又在一口锅里吃饭了，而且，这个饭越吃越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