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华
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轼走出御史台监狱,即将踏上目的地为黄州的漫长旅程。此时的他尚不知道,自己在有生之年能重归玉堂,然后在更偏远的惠州与儋州获得新的“功业”。
与御史们设下的生死劫难相比,这看起来是无比宽宏的浩荡恩典;而较之大理寺、刑审院的裁决与复核,却是来自皇帝的法外“特责”。
从通过制科考试的未来宰相候选人,沦为一个权力场之外的戴罪之身,东山再起的希望如此渺茫,苏轼必须重新在天地万古之间找寻安顿自己生计、安放自己心灵的所在。于是有了“东坡”,有了东坡居士在“赤壁”的追问与歌唱。经此一遭,自由肆意的灵魂渐渐被锻造出壁立千仞、百折不回的韧劲与力量。
三国周郎的赤壁已是不可复现的风云际会,后世文人不断从东坡赤壁中汲取自身存在的共鸣与启示,这为文学史与绘画史留下了层层叠叠的回声。中国艺术研究院王一楠博士的《同绘赤壁:与苏轼有关的图像记忆》从文本与图像的关系切入,讨论了美术史上的东坡赤壁。
《同绘赤壁》调查了北宋到明代近百幅真伪混杂的赤壁图,将其纳入自己的分析体系——叙事性的表现以李公麟(龙眠)为起点,写意山水长卷则或可追溯至驸马王诜(晋卿)。两位与苏轼曾有过密切交往的画家,他们的《赤壁图》早已不可复见,由二人其他传世作品的风貌与明代为主的文献记载构想它们可能的面貌,提供了美术史上一种迷人的或然性。
以东坡赤壁为主题的叙事画较为罕见,跟着《同绘赤壁》,便不会错过宋代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创作中的诸般巧思——譬如地上的人影、屋中坐卧东坡的同时在场,尤其是《后赤壁赋》中本未出现的马厩与马匹等。加之配文与题跋、印鉴的解析,使得围绕这卷《后赤壁赋图》生成与传藏的种种人与事——自称“苏轼出子”的宦官、深受苏轼知遇与连累的宗室、受汉文化熏习陶染的蒙古国官员与情牵故国的大宋遗民,毕现于目前。
要之,《同绘赤壁》兼具问题意识与可读性。在美术史方面,展现了精密的图像分析与阐释技巧;在美学方面,“决定性瞬间”、山水本体叙事等概括醒人耳目。其论述中处处留意书画研究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真伪问题,亦展现了严谨的思辨与扎实的学术功底。
于我而言,自由又强大的东坡居士永远是亲切而治愈的存在,关于他的有趣探索值得被记录与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