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波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负面清单,上海自贸区首个对标国际规则的制度创新,其正面效应绵延至今。
“2013年,我还是一名从海外毕业归来的上海财大年轻讲师,适逢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历史机遇,有幸参与到前期方案的规划研究中,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刻。”近日,记者回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陈波,他回忆当年参与负面清单前期方案规划研究的经历,更对上海自贸区发展提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和展望。
诞生时面临巨大挑战
2013年3月,上海的天气乍暖还寒,时任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陈波从海外攻读博士学位归来,参加过PECC(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讨论,成为最早一批参与自贸区咨询研讨的专家之一。
在陈波看来,当时我国正面临一些经济难题,人口红利逐渐降低。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我国正面对着来自于国际方面的巨大压力。2008年,美国强势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对其做出了根本性改革,制定了一系列详细准入准则,要求今后加入TPP的国家必须全面对外开放,尤其强调在金融服务的全面开放,这对正处于经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上海自贸区建设就是我国为此准备迈出的关键第一步,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显而易见。
“上海自贸区的总体方案一共经过了3版。直到第三版,90%以上的内容被采纳了。”于是,上海自贸区在一往无前的改革决心中开启了破冰之旅。
清单透明度还需增强
陈波透露,2013版负面清单主要是上海原有方案的升级,共190项。但出台后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就是“太长了”“开放度不够”等。
“看似冗长的2013版负面清单,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是制度设计上的一大突破。”陈波认为,过去对于外商准入的行政审批往往根据审批部门的“手势”,写入负面清单后,更好地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和国际接轨的表现。
如今,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文数大幅“瘦身”,从2013版的190条,缩减至2021年版的27条。“负面清单条文数变短,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开放。但负面清单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一定越短越好,当下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的透明度。”他认为,尽管负面清单的性质类似法律,可是目前条款的表述不像法律条文那么明晰严谨。“这种模糊性在外商看来,意味着政策不够透明,执行起来有可能发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走样的情形。”
跟随者要成为引领者
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世界规则在变,但中国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目标不会改变,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上海自贸区作为对外开放的高地,肩负对标国际规则先行先试的责任,十年来已取得重大突破。但目前的开放程度和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仍有差距,应尽快高效地进行压力测试。接下去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上海自贸区制定高水平全方位制度型开放的方案。”
对标国际规则,上海自贸区不但要做跟随者,更要争取成为引领者。陈波认为,比如在数字经济领域,“我们要趁着国际经贸技术数字贸易合作的规则尚未形成的‘窗口期’,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方面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谈及改革力度,陈波用了“小步快走”4个字。他认为,目前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步子还可以更快一些,除了金融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行业改革可以更大胆一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本报记者 宋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