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亲眷

陈美

小时候，当外婆把弹棉花的请到家里，我就知道今年过年，“上海人”要来了。

“上海人”是我妈的一帮表兄妹。他们要来看“小娘舅”——我的外公了。

年关上，爸爸和外公去码头上接客，自行车的龙头和后把上挂满了大包小包，外公更是挑了一担子。然后，妈妈给我们分浦东高桥“乔家栅”点心和“大白兔”奶糖。大人们从年三十起就围着桌子喝白米酒，或者嗑花生米。外婆和妈妈忙着上灶烧水、炒菜。这时候，大人们忙着陪客，无暇顾及我们，我们想踢毽子就踢毽子，想跳皮筋就跳皮筋，想造房子就造房子，想吃了，就蹿上桌抓一把花生米，或者一个“肉包子”，在一片哂笑中逃得远远的。

晚上外婆抱出新弹的棉花毯子，铺在芦席上，在地面上一字排开，好家伙，可以睡下七八个大人。我们小孩子觉得新鲜，在地铺上翻筋斗，在大人的叱骂声中悻悻地回到自己的床上。愉快的日子总是飞逝而过，“上海人”要回去了。我们有些失落。外公把一捆捆的山药、一袋袋的花生赤豆，还有长长短短的甘蔗芦稷，装了满满一车，送他们去车站。

虽然只有两三天，但无疑“上海人”一走，这个年也就过完了，所有的惊喜集中消耗掉了，剩下的是打理残局——残羹冷炙，好对付一个礼拜。

小时候，我很羡慕人家跑亲眷，作为客人，人家好吃好喝地招待。我们几乎无亲眷可走。妈妈是独生女，爸爸是上门女婿。唯一可去的是跟爸爸“回娘家”。那也是难得的。一定是某人的生日或是逢年过节。我们家有一辆28英寸的“老坦克”，妹妹坐前横杆，我和妈妈坐车后，妈妈臂弯里抱小弟弟，爸爸是“坐开车”，妹妹欢快地打着车铃，我们迎着蛋黄似的夕阳出发了。爷爷家不远，三四里路，用现在的话讲，一脚油门的事儿，可那时觉得天涯海角般的。中途要过桥，要穿马路，上车、下车好几次。有一回，吃饱喝足了，我竟睡着了，爸爸妈妈就把我留在爷爷家了。睡到半夜，醒了。我习惯摸着外婆的耳朵睡的，怎么没有凉丝丝的金耳环，我猛然惊醒：我被丢弃了。便哇哇地哭起来，爷爷奶奶怎么也哄不住。无奈，爷爷爬起来，背着我连夜送回来。我不知道爷爷是怎么黑咕隆咚地走了七八里路的，我只记得钻进外婆怀里的踏实和温暖。

在别人家过夜就算“跑亲眷”的话，那该是去同学家了。我工作一年后的暑假去县城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培训，住在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招待所。令人高兴的是师范同班同学的倩也在这个班上，她分在县城的实验小学工作。我们有许多话要说，关于学校的，教学的，甚至是个人问题的。于是晚上我不住招待所，索性跟她回家，每次聊到半夜三更。她妈妈也是小学老师，待我很热情。阿姨做的番茄蛋汤跟我妈做的清汤寡水的不一样，看不出番茄的块状，是薄薄的糊，上面撒着葱花。她做的馄饨更是考究，很像肖复兴笔下梁太太的绉纱馄饨。馄饨皮里确实加了淀粉和鸡蛋，薄得如纸似纱，对着太阳或灯，能透亮。而且，馄饨皮捏出来的皱褶，呈花纹状，一个小小的馄饨，简直像一朵朵盛开的花，不吃，光是看，就让人赏心悦目，像艺术品。

我从来没有见过包得这样精美绝伦的馄饨。

阿姨还传授我们管理班级、治理“小毛孩”的秘籍。这一周培训，我不记得培训了什么，只记得到城里人家，进门要换拖鞋，出门要说“再会”，还有怎么烧番茄蛋汤、包薄皮馄饨。

后来我和倩先后调到上海工作，三十年后，在上海见到阿姨，她还清晰地记得我的名字。

年前，我去浦东高桥看望了一帮年迈的“上海人”——我的表舅表姨，他们依然挂念我妈，记得乡下的山药，我许诺，年后开车带我妈来高桥做客，尝尝乔家栅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