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不息流

黄明嘉

民谚：出门“宁愿带根绳，不愿带个人”。我大哥却在1954年春节探亲假结束后要带我去武汉读书。

正月初六。老家至衡阳不通公路，七十多里路程全靠步行。母亲在鸡叫头遍时起床为我们做早饭。母亲生养了三个儿子，二哥早夭，现在老大又带老幺远走他乡，她心里自是空落落。走到邻村的山坳，还看见母亲站在屋后的小坡上凝望。

那年大哥23岁。我12岁，还差半学期高小毕业。

也不知走了多久，前面有条河挡了去路。渡船泊在对岸，大哥客气地朝那个类似做“公益”的大爹喊：“老倌子哎，麻烦您老撑一蒿啰！”上得船来，大哥告诉我：“这就是地图上标注的湘江支流蒸水，乡民俗称‘草河’。你看它从我们那边弯来弯去弯到这里水面宽多了吧，它在衡阳石鼓书院旁边注入湘江……”大哥在对我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弟弟普及乡土地理知识呢。

进了衡阳市区，大哥先找一家小饭铺，点了三四个用家乡特有的茄干、豆角干和泡椒之类炒的辣菜，都是在外乡想吃又难以吃到的东西。饭毕，带我乘小火轮过湘江，去江东岸衡阳火车站。这一天啊，我不但两脚忙煞，两眼更忙，汽车、水车、小火轮、“雁城”衡阳的繁华市街、宽阔的湘江、电灯……仿佛一天之内就领略了大千世界的文明精粹。翌日，我们在武昌站下了车。面对烟波浩渺的长江，我惊诧得一时无语。大哥搂着我肩膀，指给我看哪是汉口哪是汉阳，“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果真气势不凡！江边有私人摆渡船，大哥择近上了一条，船到江心，波激浪涌，令我心惊。

到了汉阳，我随大哥住在机关后院的单身宿舍里。大哥帮我办好插班，进了汉阳三小。上初中就住校了。临到升高中的关键节点——时为1957年夏——大哥不知从哪儿得悉，今年高中录取有点难，但又宽慰我，实在考不上也没什么大不了，就到他们厂里当工人好了。我晓得，“当工人”绝不是他的真心话，因为他曾要我莫忘“家训”，那是乡里一位年长的秀才为我家所撰的嵌字楹联：“振家声勤俭作本，达国器诗书为根。”大哥的雅意，我心明似镜。那年头不时兴家长陪考，大哥却早早赶来了，还往我手里塞了一块蛋糕，这东西那时可“金贵”呢。

我终于被武汉四中（高中）录取了。“老武汉”都知道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博学中学。1960年，我考入五年制的北外德语系，师从姚可崑教授（冯至夫人）和其他德语界名师。但读大三时，大哥患严重肝病，一度生命垂危，他上有老下有小，要抚育六个未成年子女，嫂子又无职业工作。他们单位一位领导来校陈情，学校在下一个月就发给我助学金。国家的培养，我一直铭记。

大学毕业，正是特殊年代，蹉跎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为了对自己有所“补偿”，遂不顾37岁“高龄”，报考一向心仪的冯至先生的研究生，忝列六位复试者名单。遗憾的是，冯先生只收一名“高足”，我学力未逮，落榜。不过后半生仍很感谢命运和机遇对我的眷顾。80年代初，我有幸进入武大外文系任教，直到这时才有如鱼得水之感，从此，包括1988年调上海直到退休后一直从事自己热爱之事：教书，译书，写作。正如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援引伊壁鸠鲁的理论，认为人的目标和幸福应该是通过对享乐和自控的理性权衡而达到彻底的心灵宁静（Ataraxia）。我也曾两度赴德访学：1985—1986年在慕尼黑歌德学院进修；90年代初获赫兹基金会奖学金问学于科隆大学，那是因为我对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1972年诺奖得主）做过一些研究，而科隆是伯尔的故乡。

人生朝露，逝水流年，但我心中仿佛总有一条串流成链的长河在不息流淌：蒸水—湘江—长江—黄浦江—莱茵河，犹如一个个人生驿站，其源头就是我大哥当初的那个“决定”。倏忽间，大哥离开整整二十年了，我自己也寿登耄耋。八十初度时，我曾不计平仄赋诗一首，并将此诗末句自刻成一枚不大像样的闲章，以资对大哥的纪念：寄籍沪渎三十年，初心不为繁华恋，寒凉雁阵应似我，家在衡岳湘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