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玫瑰，静默绽放

俞静

我1929年6月生在江苏如东。上初一那年，日寇的铁蹄踏碎了家乡的平静，书声琅琅的课堂戛然而止。好在我们那里，人人都敬惜字纸。我的邻居老师悄悄把我们聚拢在一起，课桌藏在屋檐下，知识在风声里悄悄传递。那时我才知道，老师还有另一重身份——地下党。在她的指引下，我白天识字，夜晚便成了穿梭在暗影里的小信使。“那时懵懂，只晓得让往哪里送就送到哪里。”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小小的地下交通员。

我是家里的独苗，一举一动哪能逃过母亲的眼睛？她担忧，几次三番叮嘱，我总是不在意地摆摆手：“放心好了，没事的。”可好景不长，老师身份暴露，被敌人抓走了。她宁死不屈，几天后便没了音讯。噩耗传来，组织立刻通知我们转移。小小的我来不及悲伤，换上旗袍，背上厚厚的棉被，只对母亲含糊说了句“去乡下演出”，便趁着夜色匆匆上路了。跟着队伍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几十里，才明白这是向北，奔着新四军一师去了。那年，我才十六岁。

力气小，跑不动了，棉被太沉？扔了！继续跑。空着手也跑不动？咬着牙，为了活命也得往前奔。路上不断有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加入队伍。歇脚时，我就教他们认字。部队的日子清苦，难得沾点荤腥。至今记得在枣庄过年那次闹的笑话：打了胜仗，终于有顿肉吃。我兴冲冲去借盆盛肉，哪知南北口音隔山隔水，老大娘递来个尿盆。肉香混着怪味飘出来，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下不了筷，眼巴巴看着那盆肉……

我打心眼里喜欢部队。这里的人，心贴着心。可战争终究是残酷的。新四军人多，枪炮却远不如敌人精良，多的是土枪土炮。敌人在大路上耀武扬威，我们在沟壑里匍匐前进。他们知道我们“家伙”少，追得格外凶。在高密，一颗子弹擦过我的小腿，火辣辣的疼直钻心。不能停！一瘸一拐也要往前挪，多亏战友架着我，才算捡回一条命。可许多人就没这么幸运了：那个姓丁的小战友，比我还小一岁，过黄河时，一个漩涡卷来，人就像片叶子，眨眼就没了；还有那些无辜的老百姓，炮弹从半空砸下，十几条命，说没就没了。

我个子小，灵巧，常在枪林弹雨里钻，把伤员往回背。孟良崮那场硬仗，我立了二等功；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又各得了一个三等功。荣誉背后，是沉甸甸的愧疚。后方缺医少药到了极点，没有麻药，连消毒的东西都稀缺。轻伤的还能裹一裹；重伤的，只能含泪落下锯子。更有那些倒在火线上、根本抬不回来的战友……我想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直到今天，想起那些瞬间消逝的鲜活面容，那些绝望的眼神，心口依然像压着块石头，夜里常常惊醒。“太残酷了。想想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靠一股子打不垮的劲头！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命是同志们用血和命垫出来的。”

1947年，我主动去学医，成了部队卫生员。队伍整编，二十三师和二十师的医疗队合并成了装甲兵医院。我又被送到徐州医学院深造，毕业后成了装甲兵医院妇产科的军医。转业后进了黄浦区中心医院，还是干妇产科。

唐山大地震，我带着医疗队前去抗震救灾。大部队撤离时，我留了下来，帮着建医院，带当地的医生护士，落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后来，我不得不在黄浦区红光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提前一年离休。

这一生，从硝烟弥漫的战壕背起伤员，在产房里托起初生的啼哭，再到震后的瓦砾上撑起医院的屋梁……路很长，担子也沉。但回望来处，那朵从战火中倔强生出的玫瑰，不曾喧哗，只是把根更深地扎进泥土，绽放片片花瓣，静默地开在每一个需要光亮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