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天长
春节回乡探亲时,和家人闲聊时聊起了那个名叫任超的“赤脚医生”。虽然他过世好多年了,但我脑海里有关他的一幅幅画面顿时连缀成一部电影在眼前闪现。
虽说他是“赤脚医生”,但医术真心不错。有一年秋天,我感染了一种病(其实就是疟疾)。这病周而复始很折磨人,我发着高烧,盖上几床棉被,照样冷得牙齿直打架,还全身酸痛,嗜睡。爷爷赶快叫来了任医生,他上门帮我量了量体温,又看了看我的舌苔,连着给我打了三天针(实际上就是抗生素)。对症下药,病神奇般地好了,人一下子就精神了。
还有一次,因为我不注意用眼卫生,眼睛害了个麦粒肿。刚开始家里人也没当回事,就按农村土法治。不知为啥土法竟对我失灵了,患处越肿越大,到最后甚至鼓了脓,眼睛像顶了一个巨大“炸药包”,又疼又胀。家里人把我送到任医生这里。他也不多言语,用手按了按脓包,从铝盒里拿出了一把不锈钢手术刀,用酒精擦了擦刀头,准备帮我动个外科小手术。我从没动过手术,不禁紧张害怕,他安慰我,你要相信爷爷的本事,一会儿就好!为了方便操作,他一只脚踩在凳子上,左手按住我的头,右手执刀,干脆利落地在脓包上割开了一个小口。我只觉得寒光一闪,甚至还能听到手术刀划开皮肤极轻、极闷的“嚓啦”声,里面的脓液顿时像决堤的水一样飙出来,顺着眼眶又腥又热地淌过脸颊。任医生此时也顾不得腥臭,又用手使劲地挤了几下伤口,把里面的脓液全逼出来,疼得我龇牙咧嘴。脓头拔除后,很神奇,没过几天,刀口愈合,麦粒肿也消了。
上大学后,我不常见他了,大三放暑假时,有一天下午路过他的诊所时,他突然叫住了我,用一种从来未见的谦恭语气对我说,他最近写了不少诗,请我帮他提提修改意见。我停下脚步走进了诊所。他的诗就写在处方签上,就地取材,一首一张,并用黑色的铁夹子夹住,粗略估算大概有几十张之多,字迹工整,一笔一画都写得极认真,完全不似他平时写药方的风格。
在诊所昏黄的灯光下、满是消毒水的味道里,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那些诗,关于对人生、农事等的体悟。说实话,那些诗既不是现代诗,也不是古体诗,充其量就是自娱自乐的打油诗。我不敢明说,怕挫伤了他的自尊心。于是,对文学懵懂的我便胡乱地从诗歌意境、遣词造句、平仄押韵等方面就提了点大而空的意见。
我始终忘不了当年的那个场景,在我搜肠刮肚讲这些东西时,他拉过一张小板凳坐在我的旁边,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神情极虔诚且专注,还不住地点着头。草草地讲完这些,我也不管他到底有没有听懂,便三步并作两步逃离了诊所。
过了几天,他又逮住了我,拿出修改后的诗给我看。其实也没啥大的改观,只是简单地改动了几个字。为了尽快脱身,我心生一计,红着脸骗他说,你看改一改,是不是好多了,诗的味道和意境就出来了。后来,我依稀记得帮他向报刊投过几次稿,最后石沉大海了。很遗憾,他的文学梦至死都没能实现。
当年那些言不由衷的“谎言”,现在想来,总有些愧疚。写下这篇文章对他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怀念,也是一种特殊的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