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迁五建的国立剧专

余迅

1937年8月，南京薛家巷。校长余上沅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国立戏剧学校刚办两年，第一届学生才毕业两个月，“七七事变”后，日军的炮火已烧到眼前。他一面组织师生成立“非常时期巡回公演剧团”，一面打点行装，准备举校西迁。

这是国立剧专五次迁校的起点，也是余上沅以校长身份守护这所学校十四年的一个缩影。一迁至长沙，二迁至重庆，三迁至江安，四迁至北碚，抗战胜利后五迁回南京。五次搬迁，万余里辗转，一所战时戏剧学校的命运，就此与中国抗战史紧紧捆绑在一起。

1938年1月，剧专师生分乘木船从长沙出发，穿洞庭，闯三峡，耗时近两月方抵重庆。余上沅一家与校长秘书吴祖光同船。即便在颠沛中，剧专的抗战宣传一刻未停。余上沅在致教育部的函中细数：在长沙一地的公演观众达两万余人，街头剧观众一万三千余人，受训的抗战团体人员四千余人。这便是那一代戏剧人的信念——舞台即是战场，戏剧即是刀枪。

真正让剧专安定下来的，是川南小城江安。1939年4月，为躲避重庆大轰炸，剧专迁至江安文庙。因经费拮据，余上沅决定将文庙正殿的丹墀加盖屋顶、铺设地板，改造成舞台。这座简陋的剧场，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在此诞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此上演。

有学生晚年回忆，《哈姆雷特》首演那晚，校长悄悄走到教师焦菊隐身旁，只说了一句英文：“Full House”——满座。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小城江安文庙里座无虚席，这是何等动人的一幕。江安六年，成为剧专十四年办学史上最长的黄金时代。

原本他是可以不做这些苦差的。1923年余上沅赴美留学，与闻一多、熊佛西等人在纽约组织中华戏剧改进社，排演英文古装剧《此恨绵绵》，连洛克菲勒家族都来观看。他若留在美国，或回国专事创作研究，未必不能成为一代戏剧大家。可他偏偏接了国立剧专这个摊子，从此将大半精力耗在筹款、迁校、人事、教务上。夫人陈衡粹常劝他“不要搞行政”，他答：不做这个校长，我的戏剧事业就没了——他说的“事业”，不是自己的成名，而是为中国培养一批能演、能导、能写的戏剧种子。

1945年夏，抗战胜利前夕，剧专奉命四迁至重庆北碚。1946年，五迁回南京。十四年间，这所学校培养的学生，后来遍布两岸剧坛，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的骨干力量。

1949年，余上沅拒绝赴台，辞去担任十四年的校长职务，举家迁至上海寓居，等待解放。一段绵延万里的流亡办学史，至此画上句号。1949年后，国立剧专与延安鲁艺、华北大学合并，组成中央戏剧学院。

1949年后，余上沅先生依旧在沪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戏剧学院诲人不倦，笔耕不辍。即便身处逆境，依旧心有山海，矜而不争，始终坚守自己的戏剧理想，至死不悔。

“精诚立达”——这是余上沅当年为剧专拟定的校训。前二字取自《庄子》“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后二字取自《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经费拮据、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要在短时间内重建学校，解决教学排练演出和全体学生食宿，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五迁五建，行程万里，更是古今罕有。可以说，余上沅自己用一生践行了“精诚立达”这四字校训。

多年后，国立剧专毕业的戏剧人及其后人为余上沅校长在江安国立剧专展示馆塑像。上周，一批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师生又来到江安，在国立剧专老校长、上戏戏文名师余上沅先生的塑像前合唱展演剧目《公瑾弈东风》的主题曲，致敬那些在抗战烽火中为保留戏剧火种而奋斗的剧专先辈！

少年携手拓南疆，独担遗恨经风霜。

俗笔妄描真器量，谁见恢廓纳沧茫。

惜耆老，怜红妆，何曾意气较锋芒？

帐前静候东风飏，誓护江东安无恙！

戏文千载掩真章，三十六载志未偿。

一战赤壁留华光，俯仰无愧对大江。

江风浩荡，吹散世间谤。

一炬东风，肝胆照华章。

功名毁誉，尽随烟波往。

此心澄澈，万古自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