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秀红现在工作的学校。
下图:秀红(中)与学生们的合影。
下图:课堂上的秀红。
上图:现在的乡村学校硬件已经比较完美,但很多孩子还是缺少家庭关爱。
左图:秀红童年照片。
上图:乡村教师给无法到学校的孩子送教。
左图:秀红到县城宠物市场买了一只小狗,“我最怕的就是孤独,回家推开门它扑上来迎接我,我俩相互陪伴,算是精神寄托。”
公交车上常常见到这样的孩子,秀红总能共情到小时候的自己。
记者|吴雪
“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最好朝南》书名脱胎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一间“最好朝南”的房间,代表着女性自我需求的进步。书里有22位女性,24个不同寻常的“离经叛道”的故事。而秀红,就是其中之一。
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晓关侗族乡大山坪村,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48公里的路程,一半是乡道,弯弯曲曲横穿山脉。早年,交通闭塞,连接大山的唯一交通工具是一辆核载30人的公交车。公交车前窗玻璃上贴着起始地名,红色的,有些年头了;扶手、座椅也有些磨损,但不妨碍今天它仍然工作着。
秀红,晓关侗族乡中心小学一名乡村教师。8月11日,她接到一则特别的邀约——作为《最好朝南》二十二分之一的作者,前往成都参加新书分享会。在村庄街口,等候公交的人们哈欠连天,秀红买了张车票20元钱,坐定后,她头靠着窗子,闻着汽油味,颠簸着到达县城。下车后,秀红清理出飞进鼻孔里的尘土粒子。全程用时,准确点说,79分钟。
有两次出门让秀红深深地记得。一次在小学三年级她被父母带去浙江读书三年;另一次是秀红长大后独自去重庆旅行,因为不懂得如何在地铁站购票,找不到预订酒店的位置,她硬生生绕圈绕了两小时。更早的孩童时期,秀红,是那个日日盼望外出打工父母归家的留守儿童,有过早恋、不堪、孤独、自卑,破碎却也坚强地生活着。
成年后的秀红,成长为一名乡村教师,通过写作将自己的童年碎片,一块一块拼凑起来。她找班级里不敢看镜头的男孩谈心,让孩子们写一封给未来的子女,也会焦虑万一他们不学习该怎么办。秀红反向治愈大山里的留守儿童们,不是要对抗什么,批判什么,只是真诚地还原和记录。在她的讲述中,有一种坦荡而无畏的真实。
那是真正的力量。
在与《新民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自诩内敛的秀红,能发好多个50秒的语音,也能敞开心扉畅聊两个小时。秀红内心的世界里,没有城市的喧哗,而是山脉连绵,写满了故事。
“坏孩子”
公交车门一打开,乘客鱼贯而入。每天的公交班次只有六点半这一趟。前往晓关侗族乡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如果赶不上,就只能干着急了。角落里的单人座,坐着一个7岁男孩,身穿蓝色短袖,脏兮兮的。他和旁边的秀红,抬手打招呼。
男孩坐得笔直笔直,怀里护着书包,很健谈。“书包里有我爸爸的身份证,我知道的,天冷了加衣服,天热了脱衣服。”秀红知道,因为父母外出打工,陪伴很少,孩子被迫选择住校,全权交给老师。
公交车上常常见到这样的孩子,秀红总能共情到小时候的自己。那时,家里穷,打电话要跑到附近小卖部的电话亭。有一次,母亲来电,奶奶没有通知秀红,等到她去接电话时,母亲挂断了。秀红很沮丧,一头扎进雨中狂奔起来,途中她捡到一只流浪狗,抱起来“哇哇大哭”。“当时我感觉自己就像那只流浪狗,没人要了。”
工作后的秀红,才理解到留守儿童的心理变化,往往是隐形的,有时背后还藏着隐形欺凌。有些变化乍看上去奇怪,比如学生突然频繁拉肚子;活泼的学生变得不爱说话;学习很好的学生突然成绩很差;家境不好的学生突然很“有钱”。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包括秀红,能识别出,这些可能是校园欺凌的表现。
“手伸出来”,秀红刚上小学那会,最怕的便是这四个字。乡里的表哥放学后,每天笑着对奶奶说“我喊妹妹一起去放牛”,可转头表哥就变了脸。“牛牵到山坡上,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呼——啪!秀红能清晰地听到细竹条和空气摩擦落到手臂上的声音,“啪啪啪啪”,身上的肉像打了气似的一条一条鼓起,有的好像点缀似的渗出一丝血红。
接着火烧般的剧痛传遍全身,人却不敢躲。“打你是为你好。”“你要是敢回去说你就完了。”表哥每次打人结束总带着这样一句“叮嘱”。秀红想过要躲开,可至今也忘不了当她再三向奶奶请求今天不去放牛时,表哥在窗外斜着眼睛瞪她的样子。
后来,表哥变本加厉,哄骗秀红去挖泉眼,结果土里埋了一坨粪便。看到秀红的窘态,表哥在一旁捂着鼻子笑弯了腰,像看见了世界上最好笑的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痛苦一天天翻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秀红“坏孩子”的传言也在村里散开了。那一年秀红9岁,读小学三年级。带着表妹逃学,在上学途中抢别人钱,让小孩去池塘踩冰块,把全村母鸡生的蛋扔茅坑,拔掉全村人刚长出的玉米苗……最后秀红的童年在被父母接去浙江管教两年中结束。“现在回想,当时不过是希望通过闯祸,来获取父母的关注吧。”
三年后,秀红到县城最好的初中开始了鸡飞狗跳的青春期。家里离县城远,每个月回去一次,一到周末就只能满大街晃悠。初中三年秀红逃学、上网、看小说,顺道结识了一位社会大哥,还差点被卖掉。“那时候,自由过了头,爷爷奶奶年龄大了,也没来过城里,父母又关爱缺失,自然会出问题。”
要问秀红到底什么力量支撑着她继续读书,她自己总结:大概是文学的力量吧。秀红的叔叔,在县城是一名有威望的老师。有一次,叔叔带回了一本巴掌大的《作文精选》,秀红凭借抄袭书中的一篇作文获得了“A”,从此,写作文拿“A”成了她唯一找到归属感的事。
高三那年,在叔叔的建议下,秀红报考了农村教师的岗位并顺利通过。如今,她已经从别人口中的“坏孩子”,成为站上讲台的乡村教师。
孤岛
7岁以前,秀红对母亲的记忆是模糊的。
侗族乡大山坪村的农户住吊脚楼,楼中间有扇木门,对着正堂屋的桌子上有一打照片。幼时,秀红喜欢爬上去伸手去够。最破旧的一张照片,秀红攥在手里的次数最多,四角磨出了皱巴巴的印子。照片里,母亲穿着绣着菊花的红大衣,头发披着,很是温柔。
傍晚放学,秀红窝在藤椅上翻看,对母亲最初的记忆,就来自于这里。
父母在秀红1岁时外出打工,秀红知道有这么两个亲人,但他们只活在照片里、电话里,唯独在真实世界中触摸不到。就像游戏中的动漫人物,在“升级打怪”时候能提供补给,但要求其给予“戏中人”灵魂与慰藉,几乎是奢望。
每日上学、放学、放牛,小小的人儿过活得没心没肺,也从未发出过明知得不到答案的疑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秀红像一座孤岛,一度觉得自己不需要父母,他们的存在,可有可无。
转变在7岁那年下午,太阳的炙热刚要退去,秀红挂着两条蜂蛹似的鼻涕拖着书包,见到了照片中那个女人,秀红一眼就认出了她。但她变了,披着的头发扎得高高的,照片里绣着菊花的红大衣也不见了。见到秀红,她咧开嘴招手喊:“那是谁家的姑娘娃儿,长这么高了,快过来。”
眼前这个女人热情而陌生,秀红一时间不知所措,母亲上前走了几步,蹲下,迎面而来的气场却逼得秀红下意识地后退。秀红愣了愣神,心窝窝里的悲伤涌上来,扭头跑了。母亲的呼喊被风吹得一个字儿都没落到耳朵里来。秀红跑上山去看套在树边的大黄牛,心里练习着该怎样喊妈,是轻轻地喊一个字“妈”,还是甜甜地喊两个字“妈妈”?
秀红心脏怦怦跳,紧张到要劈开那个挡住家的山弯弯。天黑了秀红不得不牵牛回家,绑绳儿、关门儿、放苞梗儿。推开木门“嘎吱”一声,秀红打算喊一声“妈”,却又被迫咽了回去。“你去哪里了才回来?喊你听不到吗?是不是没长耳朵,来来来,我用火钳烙掉别用了。”秀红被母亲左手揪着耳朵往火坑边去,右手拿起通红的火钳,像拎着一只柔弱的鸡。
那一刻,恐惧剜掉了七年的思念,它同那狰狞的火、撕心裂肺的哭喊一样吞噬、嚼碎了那个字。火钳最终没有烙掉秀红的耳朵,但她再也没有见过比那晚更可怕的火光。那天晚上,母亲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搂她入睡,秀红挺直了腰杆一动不动,数着呼吸,有了人生中第一次失眠。
随着母亲渐渐突起的肚子,秀红迎来了弟弟。可弟弟刚满周岁,他们又走了,秀红的生活除了多个和她一样孤单的小孩,其他又恢复了“正常”。高二那年,母亲因为工厂生意不好,留在家中和爸爸种植烟叶,也是那一年,秀红和母亲的沟通开始了。
记得一次忙完已是深夜,那天回家的路上月亮很亮,秀红和妈妈的影子被投在黄泥巴路上,一长一短。“我恨你们,屋里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旅馆,总有一天我会离开。”秀红开口后,母亲不像往常一样扯开嗓子骂她没良心,而是长长的沉默,山林中传来“咕咕”的鸟叫声。晚上,母亲躺在床上,又一次要搂着她入睡。
“你和我讲一讲,为什么恨我们,我们打工都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亏你吃还是亏你穿了?”她的手从被窝里抽出来,挨着秀红没敢握住。接着转身,叹了口气。那个夜晚,秀红第二次失眠。
她回想起,前些日子母亲到县城学校送李子,大热天舍不得花钱坐车,也不知道学校在哪儿,转悠了好几圈。待秀红下课后,母亲掏出怀里快揣热了的李子,递给她。母亲双手放在大衣两侧使劲搓了搓,笑着说:“快回去吧。”那一刻,秀红感到了母亲的小心翼翼,眼睛一热,所有从小到大受的委屈呼之欲出。新书出版后,秀红写的文章并不为父母所知。她甚至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的遭遇。
秀红思量再三,选择沉默。她不愿看到父母知道后的心疼内疚,她宁愿还是父母眼中那个“不懂事”的女孩。
写信
秀红给记者看一张学生合影。照片上有七八十个孩子,有学生在比“耶”,有学生在大笑,唯独第一排靠右边的男孩有些特别。他低着眉头,眼神闪躲,双手交叉着放在课桌上,心理学上的“态势语言”似乎在告诉别人:他拒绝敞开自己,不愿合群。
这是秀红带的第一届学生,低头的男孩叫高宇涵,因为眼睛残疾,智力落后,课间总会有调皮的学生嘲笑他。自卑情结导致他不爱拍照,周围人也很难抓拍到他直面镜头的样子。
为了对学生有更多了解,第一节课,秀红让全班同学在便签纸上,写下自己的爱好与梦想。高宇涵握着笔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爱好:堆积木,梦想:当一个农民。秀红以为,高宇涵生活在大山里,不懂得有什么职业。后来才了解到,高宇涵的家人常常“打压式”地教育,他们会说:“你要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当农民了。”高宇涵听进去了,低价值感的他,觉得当农民就是他的出路。
秀红班上的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照顾他们的爷爷奶奶要么过分溺爱,要么自私狂躁,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是单亲家庭,缺爱让他们早恋;有的从出生就没见过妈妈,也不知道妈妈的名字和相貌;还有的会在作文中写:“我知道我是抱来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要我呢?”
秀红开始同他们交心,让他们穿越到20年后,以父母的身份给自己的孩子写一封信,信中大多写着“不管发生什么,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不要你读书有多厉害,但你一定要做个好人”“我不会把你和别人家的孩子比,你尽力就好”“我会给你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你一定要好好地爱我”“我不需要你大富大贵,简单的粗茶淡饭也挺好”……
他们在字里行间表达着对父母的思念,也透露出对大人教养方式的不认同。秀红试着向家长转达孩子们的想法,可几乎没有一个家长愿意坦诚地回一封信给孩子。秀红还“力排众议”安排了性教育课堂,告诉孩子们如何保护自己。她也分享自己的经历,觉得有必要。
秀红不止一次思考过:“到底是什么让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讲给孩子们听?”直到秀红会因为他们好而快乐,因为他们不上进而悲伤时,她才明白这就是爱。秀红爱他们,仿佛是在爱儿时那个没人爱也没朋友的自己。她希望自己童年的梦魇,他们永远不会经历,更希望自己缺失的童真和爱,他们都能拥有。
救赎
秀红与学生,其实是双向救赎的过程。
秀红觉得,自己比很多学生要幸运。虽然母亲打压式的教育一度让她自我怀疑,但爷爷奶奶给了她极大的安全感。那时候,吊脚楼的木房子里有一个客厅,中间是块泥巴地。冬夜,爷爷奶奶就刨开一个大坑,在中间燃起温暖的火堆。爷爷一手抱着秀红,一手烤着洋芋、番薯。读故事书时,火光映在三人的脸上,像童年里治愈她的一束光。
村里的女孩子,长到一定年龄大多要承担家务活儿,秀红就不用,爷爷奶奶从来不让她去洗碗、扫地,琐碎的活儿她几乎没干过一样。但碰到秀红喜欢的事情,他们给予最大的尊重。小时候秀红最爱放牛,因为任务不重,还能到野外去玩,每天放学后,秀红第一件事是拿着烧炭木棍在门上写:“奶奶,我上山放牛了。”
天快黑时,秀红下山,牛还饿着。爷爷奶奶得知后,没有责怪,第二天还让秀红去放牛。“他们明知道我放不好,还鼓励我去做,只是因为我喜欢。有一天,我放牛捡了一个木棍,他们还夸我好厉害。”这些画面,成为秀红成年后遇到困惑时的“解药”。
2005年,父母挣了钱回乡,在大山坪村老宅旁边盖了一栋新楼房,房子盖好,他们又出去打工了。房子很大,有一个水泥楼梯在室外,没装栏杆,总觉着空荡荡的,少了人气。秀红便到县城宠物市场买了一只小狗,花了1000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最怕的就是孤独,回家推开门它扑上来迎接我,我俩相互陪伴,算是精神寄托。”
秀红说,小狗通人性,当她心情不好时,它会趴在身上,用爪子弄弄手,从心理上来讲,小狗甚至比父母更亲近我。工作之后,秀红和母亲的关系有一些改观,但还是亲近不起来。直到今年,母亲身体不好,终于不再外出打工,谋生的方式,变成在镇上开了一家烧饼店。
母亲买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打算安安心心住下。秀红从小到大第一次和母亲长时间住在一起。她有点不适应,但至少,那个童年的女孩,再也不用日日夜夜盼望母亲归来了。
母亲没再提起“为什么恨她”,她心里觉得自己的女儿还挺棒的,嘴上却用“走狗屎运”来形容女儿的今天,亲戚聊天时羡慕地说:“你看,这孩子你都没管,自己考上教师了,你有福气啊。”母亲笑了笑,心里会不会也五味杂陈。只有秀红自己知道,她经历了多少折磨和自我救赎,才找到人生的支点。
站在讲台上,秀红笑着将埋藏在心里的那些童年梦魇讲给孩子们听。“你们猜我挖到了什么?”“是粪便。”下面传来学生们一阵阵大笑,“老师,你也太惨了吧。”后来,一位学生在日记中写道:老师把丑事都告诉我们了,看来她真的想和我们做朋友。
黑暗的日子过去了,当下的秀红正在追寻新的生活。她曾经多想围观的人从岸上扔下一个游泳圈,或者拉自己一把,让她浮出水面。但现在,她可以自救,也不再期待靠岸了。(文中部分内容参考上海译文出版社《最好朝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