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秀红

上图：秀红现在工作的学校。

下图：秀红（中）与学生们的合影。

下图：课堂上的秀红。

上图：现在的乡村学校硬件已经比较完美，但很多孩子还是缺少家庭关爱。

左图：秀红童年照片。

上图：乡村教师给无法到学校的孩子送教。

左图：秀红到县城宠物市场买了一只小狗，“我最怕的就是孤独，回家推开门它扑上来迎接我，我俩相互陪伴，算是精神寄托。”

公交车上常常见到这样的孩子，秀红总能共情到小时候的自己。

记者｜吴雪

“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最好朝南》书名脱胎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一间“最好朝南”的房间，代表着女性自我需求的进步。书里有22位女性，24个不同寻常的“离经叛道”的故事。而秀红，就是其中之一。

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晓关侗族乡大山坪村，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48公里的路程，一半是乡道，弯弯曲曲横穿山脉。早年，交通闭塞，连接大山的唯一交通工具是一辆核载30人的公交车。公交车前窗玻璃上贴着起始地名，红色的，有些年头了；扶手、座椅也有些磨损，但不妨碍今天它仍然工作着。

秀红，晓关侗族乡中心小学一名乡村教师。8月11日，她接到一则特别的邀约——作为《最好朝南》二十二分之一的作者，前往成都参加新书分享会。在村庄街口，等候公交的人们哈欠连天，秀红买了张车票20元钱，坐定后，她头靠着窗子，闻着汽油味，颠簸着到达县城。下车后，秀红清理出飞进鼻孔里的尘土粒子。全程用时，准确点说，79分钟。

有两次出门让秀红深深地记得。一次在小学三年级她被父母带去浙江读书三年；另一次是秀红长大后独自去重庆旅行，因为不懂得如何在地铁站购票，找不到预订酒店的位置，她硬生生绕圈绕了两小时。更早的孩童时期，秀红，是那个日日盼望外出打工父母归家的留守儿童，有过早恋、不堪、孤独、自卑，破碎却也坚强地生活着。

成年后的秀红，成长为一名乡村教师，通过写作将自己的童年碎片，一块一块拼凑起来。她找班级里不敢看镜头的男孩谈心，让孩子们写一封给未来的子女，也会焦虑万一他们不学习该怎么办。秀红反向治愈大山里的留守儿童们，不是要对抗什么，批判什么，只是真诚地还原和记录。在她的讲述中，有一种坦荡而无畏的真实。

那是真正的力量。

在与《新民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自诩内敛的秀红，能发好多个50秒的语音，也能敞开心扉畅聊两个小时。秀红内心的世界里，没有城市的喧哗，而是山脉连绵，写满了故事。

“坏孩子”

公交车门一打开，乘客鱼贯而入。每天的公交班次只有六点半这一趟。前往晓关侗族乡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如果赶不上，就只能干着急了。角落里的单人座，坐着一个7岁男孩，身穿蓝色短袖，脏兮兮的。他和旁边的秀红，抬手打招呼。

男孩坐得笔直笔直，怀里护着书包，很健谈。“书包里有我爸爸的身份证，我知道的，天冷了加衣服，天热了脱衣服。”秀红知道，因为父母外出打工，陪伴很少，孩子被迫选择住校，全权交给老师。

公交车上常常见到这样的孩子，秀红总能共情到小时候的自己。那时，家里穷，打电话要跑到附近小卖部的电话亭。有一次，母亲来电，奶奶没有通知秀红，等到她去接电话时，母亲挂断了。秀红很沮丧，一头扎进雨中狂奔起来，途中她捡到一只流浪狗,抱起来“哇哇大哭”。“当时我感觉自己就像那只流浪狗，没人要了。”

工作后的秀红，才理解到留守儿童的心理变化，往往是隐形的，有时背后还藏着隐形欺凌。有些变化乍看上去奇怪，比如学生突然频繁拉肚子；活泼的学生变得不爱说话；学习很好的学生突然成绩很差；家境不好的学生突然很“有钱”。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包括秀红，能识别出，这些可能是校园欺凌的表现。

“手伸出来”，秀红刚上小学那会，最怕的便是这四个字。乡里的表哥放学后，每天笑着对奶奶说“我喊妹妹一起去放牛”，可转头表哥就变了脸。“牛牵到山坡上，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呼——啪！秀红能清晰地听到细竹条和空气摩擦落到手臂上的声音，“啪啪啪啪”，身上的肉像打了气似的一条一条鼓起，有的好像点缀似的渗出一丝血红。

接着火烧般的剧痛传遍全身，人却不敢躲。“打你是为你好。”“你要是敢回去说你就完了。”表哥每次打人结束总带着这样一句“叮嘱”。秀红想过要躲开，可至今也忘不了当她再三向奶奶请求今天不去放牛时，表哥在窗外斜着眼睛瞪她的样子。

后来，表哥变本加厉，哄骗秀红去挖泉眼，结果土里埋了一坨粪便。看到秀红的窘态，表哥在一旁捂着鼻子笑弯了腰，像看见了世界上最好笑的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痛苦一天天翻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秀红“坏孩子”的传言也在村里散开了。那一年秀红9岁，读小学三年级。带着表妹逃学，在上学途中抢别人钱，让小孩去池塘踩冰块，把全村母鸡生的蛋扔茅坑，拔掉全村人刚长出的玉米苗……最后秀红的童年在被父母接去浙江管教两年中结束。“现在回想，当时不过是希望通过闯祸，来获取父母的关注吧。”

三年后，秀红到县城最好的初中开始了鸡飞狗跳的青春期。家里离县城远，每个月回去一次，一到周末就只能满大街晃悠。初中三年秀红逃学、上网、看小说，顺道结识了一位社会大哥，还差点被卖掉。“那时候，自由过了头，爷爷奶奶年龄大了，也没来过城里，父母又关爱缺失，自然会出问题。”

要问秀红到底什么力量支撑着她继续读书，她自己总结：大概是文学的力量吧。秀红的叔叔，在县城是一名有威望的老师。有一次，叔叔带回了一本巴掌大的《作文精选》，秀红凭借抄袭书中的一篇作文获得了“A”，从此，写作文拿“A”成了她唯一找到归属感的事。

高三那年，在叔叔的建议下，秀红报考了农村教师的岗位并顺利通过。如今，她已经从别人口中的“坏孩子”，成为站上讲台的乡村教师。

孤岛

7岁以前，秀红对母亲的记忆是模糊的。

侗族乡大山坪村的农户住吊脚楼，楼中间有扇木门，对着正堂屋的桌子上有一打照片。幼时，秀红喜欢爬上去伸手去够。最破旧的一张照片，秀红攥在手里的次数最多，四角磨出了皱巴巴的印子。照片里，母亲穿着绣着菊花的红大衣，头发披着，很是温柔。

傍晚放学，秀红窝在藤椅上翻看，对母亲最初的记忆，就来自于这里。

父母在秀红1岁时外出打工，秀红知道有这么两个亲人，但他们只活在照片里、电话里，唯独在真实世界中触摸不到。就像游戏中的动漫人物，在“升级打怪”时候能提供补给，但要求其给予“戏中人”灵魂与慰藉，几乎是奢望。

每日上学、放学、放牛，小小的人儿过活得没心没肺，也从未发出过明知得不到答案的疑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秀红像一座孤岛，一度觉得自己不需要父母，他们的存在，可有可无。

转变在7岁那年下午，太阳的炙热刚要退去，秀红挂着两条蜂蛹似的鼻涕拖着书包，见到了照片中那个女人，秀红一眼就认出了她。但她变了，披着的头发扎得高高的，照片里绣着菊花的红大衣也不见了。见到秀红，她咧开嘴招手喊：“那是谁家的姑娘娃儿，长这么高了，快过来。”

眼前这个女人热情而陌生，秀红一时间不知所措，母亲上前走了几步，蹲下，迎面而来的气场却逼得秀红下意识地后退。秀红愣了愣神，心窝窝里的悲伤涌上来，扭头跑了。母亲的呼喊被风吹得一个字儿都没落到耳朵里来。秀红跑上山去看套在树边的大黄牛，心里练习着该怎样喊妈，是轻轻地喊一个字“妈”，还是甜甜地喊两个字“妈妈”？

秀红心脏怦怦跳，紧张到要劈开那个挡住家的山弯弯。天黑了秀红不得不牵牛回家，绑绳儿、关门儿、放苞梗儿。推开木门“嘎吱”一声，秀红打算喊一声“妈”，却又被迫咽了回去。“你去哪里了才回来？喊你听不到吗？是不是没长耳朵，来来来，我用火钳烙掉别用了。”秀红被母亲左手揪着耳朵往火坑边去，右手拿起通红的火钳，像拎着一只柔弱的鸡。

那一刻，恐惧剜掉了七年的思念，它同那狰狞的火、撕心裂肺的哭喊一样吞噬、嚼碎了那个字。火钳最终没有烙掉秀红的耳朵，但她再也没有见过比那晚更可怕的火光。那天晚上，母亲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搂她入睡，秀红挺直了腰杆一动不动，数着呼吸，有了人生中第一次失眠。

随着母亲渐渐突起的肚子，秀红迎来了弟弟。可弟弟刚满周岁，他们又走了，秀红的生活除了多个和她一样孤单的小孩，其他又恢复了“正常”。高二那年，母亲因为工厂生意不好，留在家中和爸爸种植烟叶，也是那一年，秀红和母亲的沟通开始了。

记得一次忙完已是深夜，那天回家的路上月亮很亮，秀红和妈妈的影子被投在黄泥巴路上，一长一短。“我恨你们，屋里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旅馆，总有一天我会离开。”秀红开口后，母亲不像往常一样扯开嗓子骂她没良心，而是长长的沉默，山林中传来“咕咕”的鸟叫声。晚上，母亲躺在床上，又一次要搂着她入睡。

“你和我讲一讲，为什么恨我们，我们打工都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亏你吃还是亏你穿了？”她的手从被窝里抽出来，挨着秀红没敢握住。接着转身，叹了口气。那个夜晚，秀红第二次失眠。

她回想起，前些日子母亲到县城学校送李子，大热天舍不得花钱坐车，也不知道学校在哪儿，转悠了好几圈。待秀红下课后，母亲掏出怀里快揣热了的李子，递给她。母亲双手放在大衣两侧使劲搓了搓，笑着说：“快回去吧。”那一刻，秀红感到了母亲的小心翼翼，眼睛一热，所有从小到大受的委屈呼之欲出。新书出版后，秀红写的文章并不为父母所知。她甚至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的遭遇。

秀红思量再三，选择沉默。她不愿看到父母知道后的心疼内疚，她宁愿还是父母眼中那个“不懂事”的女孩。

写信

秀红给记者看一张学生合影。照片上有七八十个孩子，有学生在比“耶”，有学生在大笑，唯独第一排靠右边的男孩有些特别。他低着眉头，眼神闪躲，双手交叉着放在课桌上，心理学上的“态势语言”似乎在告诉别人：他拒绝敞开自己，不愿合群。

这是秀红带的第一届学生，低头的男孩叫高宇涵，因为眼睛残疾，智力落后，课间总会有调皮的学生嘲笑他。自卑情结导致他不爱拍照，周围人也很难抓拍到他直面镜头的样子。

为了对学生有更多了解，第一节课，秀红让全班同学在便签纸上，写下自己的爱好与梦想。高宇涵握着笔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爱好：堆积木，梦想：当一个农民。秀红以为，高宇涵生活在大山里，不懂得有什么职业。后来才了解到，高宇涵的家人常常“打压式”地教育，他们会说：“你要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当农民了。”高宇涵听进去了，低价值感的他，觉得当农民就是他的出路。

秀红班上的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照顾他们的爷爷奶奶要么过分溺爱，要么自私狂躁，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是单亲家庭，缺爱让他们早恋；有的从出生就没见过妈妈，也不知道妈妈的名字和相貌；还有的会在作文中写：“我知道我是抱来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要我呢？”

秀红开始同他们交心，让他们穿越到20年后，以父母的身份给自己的孩子写一封信，信中大多写着“不管发生什么，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不要你读书有多厉害，但你一定要做个好人”“我不会把你和别人家的孩子比，你尽力就好”“我会给你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你一定要好好地爱我”“我不需要你大富大贵，简单的粗茶淡饭也挺好”……

他们在字里行间表达着对父母的思念，也透露出对大人教养方式的不认同。秀红试着向家长转达孩子们的想法，可几乎没有一个家长愿意坦诚地回一封信给孩子。秀红还“力排众议”安排了性教育课堂，告诉孩子们如何保护自己。她也分享自己的经历，觉得有必要。

秀红不止一次思考过：“到底是什么让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讲给孩子们听？”直到秀红会因为他们好而快乐，因为他们不上进而悲伤时，她才明白这就是爱。秀红爱他们，仿佛是在爱儿时那个没人爱也没朋友的自己。她希望自己童年的梦魇，他们永远不会经历，更希望自己缺失的童真和爱，他们都能拥有。

救赎

秀红与学生，其实是双向救赎的过程。

秀红觉得，自己比很多学生要幸运。虽然母亲打压式的教育一度让她自我怀疑，但爷爷奶奶给了她极大的安全感。那时候，吊脚楼的木房子里有一个客厅，中间是块泥巴地。冬夜，爷爷奶奶就刨开一个大坑，在中间燃起温暖的火堆。爷爷一手抱着秀红，一手烤着洋芋、番薯。读故事书时，火光映在三人的脸上，像童年里治愈她的一束光。

村里的女孩子，长到一定年龄大多要承担家务活儿，秀红就不用，爷爷奶奶从来不让她去洗碗、扫地，琐碎的活儿她几乎没干过一样。但碰到秀红喜欢的事情，他们给予最大的尊重。小时候秀红最爱放牛，因为任务不重，还能到野外去玩，每天放学后，秀红第一件事是拿着烧炭木棍在门上写：“奶奶，我上山放牛了。”

天快黑时，秀红下山，牛还饿着。爷爷奶奶得知后，没有责怪，第二天还让秀红去放牛。“他们明知道我放不好，还鼓励我去做，只是因为我喜欢。有一天，我放牛捡了一个木棍，他们还夸我好厉害。”这些画面，成为秀红成年后遇到困惑时的“解药”。

2005年，父母挣了钱回乡，在大山坪村老宅旁边盖了一栋新楼房，房子盖好，他们又出去打工了。房子很大，有一个水泥楼梯在室外，没装栏杆，总觉着空荡荡的，少了人气。秀红便到县城宠物市场买了一只小狗，花了1000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最怕的就是孤独，回家推开门它扑上来迎接我，我俩相互陪伴，算是精神寄托。”

秀红说，小狗通人性，当她心情不好时，它会趴在身上，用爪子弄弄手，从心理上来讲，小狗甚至比父母更亲近我。工作之后，秀红和母亲的关系有一些改观，但还是亲近不起来。直到今年，母亲身体不好，终于不再外出打工，谋生的方式，变成在镇上开了一家烧饼店。

母亲买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打算安安心心住下。秀红从小到大第一次和母亲长时间住在一起。她有点不适应，但至少，那个童年的女孩，再也不用日日夜夜盼望母亲归来了。

母亲没再提起“为什么恨她”，她心里觉得自己的女儿还挺棒的，嘴上却用“走狗屎运”来形容女儿的今天，亲戚聊天时羡慕地说：“你看，这孩子你都没管，自己考上教师了，你有福气啊。”母亲笑了笑，心里会不会也五味杂陈。只有秀红自己知道，她经历了多少折磨和自我救赎，才找到人生的支点。

站在讲台上，秀红笑着将埋藏在心里的那些童年梦魇讲给孩子们听。“你们猜我挖到了什么？”“是粪便。”下面传来学生们一阵阵大笑，“老师，你也太惨了吧。”后来，一位学生在日记中写道：老师把丑事都告诉我们了，看来她真的想和我们做朋友。

黑暗的日子过去了，当下的秀红正在追寻新的生活。她曾经多想围观的人从岸上扔下一个游泳圈，或者拉自己一把，让她浮出水面。但现在，她可以自救，也不再期待靠岸了。（文中部分内容参考上海译文出版社《最好朝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