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萨特：一个存在主义者的自由与反抗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是二十世纪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右图：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左图：1955年，萨特和波伏瓦在北京天安门城楼。

右图：波伏瓦《长征：中国纪行》。

何怀宏

萨特《存在与虚无》。

萨特与加缪。

萨特在咖啡馆。

萨特否认有先天的人性，是因为他不愿意他所倡导的绝对自由有任何的限制。但人作为人，与生俱来就是有一些共性的，这些共性客观上会构成对人的作为的一些限制，而且，要想社会不崩溃，文明不中断，还会有后天的行为和手段的限制。人并不是无限可能或绝对自由的。人还是社会的一种共在。人有许多不自觉的受限，而自觉的受限，恰当的约束自己的自由，恰恰是对他人的平等自由和社会的一种尊重。

记者｜何映宇

今年6月21日，法国著名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120周年诞辰。

这位在20世纪影响巨大的风云人物著作等身，他的作品发表时曾引起轰动，同时，作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支持法国革命群众运动，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支持阿尔及利亚人反抗殖民的独立斗争，赢得了广泛尊重，因而使他成为20世纪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巴黎逝世。4月19日，根据萨特生前的意愿，遗体火化后送往蒙帕纳斯公墓安葬。此时，一支由知识分子、青年、政界知名人士、演员和普通平民组成的五万名群众队伍在没有任何人组织的情况下自发护送骨灰直至公墓，将街区挤得水泄不通。这毫无疑问体现出人们对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尊敬和哀悼。

1980年4月17日，中国《人民日报》发布了讣告，称萨特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存在与介入

1943年萨特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一开始只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在1943—1945年之间，它主要被用于给政府配给的土豆称重，因为该书第一版的重量恰好是一公斤。这本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就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普通人的视野。

早在中学时期，萨特就受到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影响。1933年萨特赴德留学，悉心研读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体系。

纳粹占领法国后，实际政治活动已经没有意义，小说写了也不能发表，于是萨特想对他的哲学思考做一个总结，以一本书的形式表现出来。1939年萨特应征入伍时，就计划写《存在与虚无》，他做了大量笔记，勾勒出大致框架，被俘后，他仍继续着哲学思考，写了一些篇章。回巴黎后，萨特在1941年秋又开始写作，写作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因为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萨特就到住所附近的一家名叫弗洛的咖啡馆，用乙炔照明来写作，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于1943年初完成了《存在与虚无》。

此时，二战正进行到关键时刻。在战争中太多无辜的民众遇难，很多人在生死之间经历了恐惧、焦虑、孤独、荒谬等体会，因而尽管此书以难懂著称，但仍引起巨大反响。乍一看，这是一本对人生悲观失望的哲学著作，但实际上，萨特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他提倡“介入”现实，经常对重大事件作出表态，并将他的文学创作称为“介入文学”。他提出“存在先于本质”，人，“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扼要地阐述说，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懦夫与英雄并非天生：在于“自我选择”。

这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的自由与反抗。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是入世哲学，而不是出世哲学。这也导致他与法国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决裂。两人在对待法共和苏联以及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立场上存在严重分歧。萨特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是相容的，而加缪则有不同的看法。萨特的存在主义更偏向于抽象的哲学问题，而加缪则将其视为具体的生活问题。加缪在《反抗者》一书中表达了对人道主义和非暴力的支持，这成为了他与萨特决裂的导火索。萨特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荒唐又虚伪”的行为，这进一步加剧了两人的矛盾，最终两人分道扬镳。

与波伏瓦终身未婚

1929年，24岁的萨特在全国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并结识了一同应试、获得第二名的西蒙娜·德·波伏瓦。

1908年，波伏瓦出生于巴黎比较守旧的富裕家庭，比萨特小3岁。她的全名很长，叫西蒙娜·露茜-厄尔奈斯丁-玛丽-波特朗·德·波伏瓦。父亲是法院的辩护律师，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奉者，父母均是天主教徒，但她从小就拒绝父母对她事业和婚姻的安排，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她从小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

19岁时，她就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在当时法国的第一高等学府巴黎高师读书时，她与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这些影响二战后整个思想界的才子们结为文友。

考试结束后，萨特与波伏瓦的来往频繁起来。当波伏瓦准备到乡下家中去度假时，两人开始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分离的痛苦。几天之内，他们间的关系从智力的讨论变化为肉体的吸引。西蒙娜后来回忆道：“那个夏季，我好像被闪电所击，一见钟情那句成语突然有了特别罗曼蒂克的意义。”

在乡间的日子里，西蒙娜为爱烦恼。一个清晨，她的表妹跑进来轻轻告诉她：有个青年男子在田野里等她。果然是萨特。可是她的父母却无意邀请他共进午餐。靠着热心肠的表妹送食物，可怜的萨特在田野里孤独地挨过了几个夜晚。终于，爱驱使着波伏瓦，不顾父母的反对，自己带着食物前往野地里与萨特相会。他们在一起度过了真正的一天。

从他们相爱的1929年起，一直到萨特1980年逝世。他们一起共度了51个春秋。尽管他们一直没有履行法律上的结婚手续，甚至一直各自保留了自己的住房。1939年，二战爆发。萨特上了前线。在炮火的间隙里萨特每天都给他“亲爱的迷人的河狸（‘河狸’是波伏瓦的昵称）”写情书。

1955年，萨特和波伏瓦一同来到了中国，参加国庆盛典。11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萨特写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而波伏瓦在回国后写下了《长征：中国纪行》一书。

两人相爱，却终其一生都没有结婚，这种开放式的关系一直备受人们关注。毫无疑问，波伏瓦是萨特身边最了解他的人。1970－1980年，萨特生命的最后十年，波伏瓦大部分时间，都陪伴在他身边。1974年春夏季，萨特的眼睛近乎完全失明，失去写作能力。在波伏瓦的建议下，萨特与她断续展开对谈，内容分成若干主题，围绕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进行。萨特去世后，波伏瓦根据自己的日记与搜集的其它资料，写成回忆录，加上根据谈话录音整理的部分，她写成了《告别的仪式》（又译《萨特传》）一书。

1986年4月14日，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巴黎科尚医院因肺水肿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8岁。波伏瓦去世后，和萨特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专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何怀宏

《新民周刊》：您最早是什么时候读到萨特的作品的？最初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何怀宏：我大概是80年代初接触到萨特的。开始主要是读他的文学：戏剧、小说、文学评论等。我认为他的戏剧是他运用得最好的形式，给他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最大。他有第一等的写作才华，又笔耕不辍。我最初的感受是刺激和震撼，尤其是有感于他对自由的强调。然后我读他的哲学，看完了《存在与虚无》的英译版，写了一组讨论他的自由哲学的文章。但我也的确在他那里并没有逗留很久，很快就转向了法国17世纪的帕斯卡尔。现在看来，当时用“存在主义”把海德格尔、萨特、马塞尔、加缪等放到这同一个标签下也是太笼统了。

《新民周刊》：1933年萨特赴德国留学，研读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在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下，他形成了自己以“自由”概念为核心的独特思想体系。怎样理解这种自由观？

何怀宏：谈到自由观。萨特是基于他的一种现象学本体论——自由本体论提出他的自由伦理学的。他的出发点还是笛卡尔的“我思”，或更准确地说，是他所称的“反省前的我思”，也可以说是一种“纯粹意识”。他很快推演出“意识即虚无”，而且是人把这虚无（意识）带到这世界的。既然意识即虚无，那么，人其实就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人是自由的，其实就意味着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境遇中都可以说“不”。人是绝对自由的，或者说是被逼着自由的，命定自由的。这种“自由”概念显然只是一种哲学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它鼓舞人们反抗，否定，但是难道要反抗一切，包括反抗对的东西？萨特混淆了两种自由的概念，一种自由是真实的、可以选择、免受强迫的自由，这是值得争取的。而他所谓的“绝对自由”其实是一种虚幻的自由——仅仅是说“不”的自由，反抗的自由，所以，他会说法国人在沦陷于纳粹德国的时期“最自由”。当然有一些在那种其实很不自由的处境中宁死不屈的英雄，但萨特自己在沦陷时期其实是回避这种面对死亡进行反抗的命运的。他批评福楼拜、龚古尔等作家没有为镇压巴黎公社写下只言片语，他也没有为受害的犹太人写一个字。他的书照常出版，他的戏剧照样上演。且不说这些非常情况，我们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中践行萨特的那种个人的绝对自由，很容易从极度的亢奋转变为一种极度的失望。我们诚然可以有一种激励的力量，不丧失自己的主体，但要有一定的现实感和可行性。而且，萨特所提出的否定性绝对自由，不仅是一种个人反抗的乌托邦，而且是可能动摇社会文明的。

《新民周刊》：1943年，萨特出版《存在与虚无》。两年后，他在现代俱乐部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不是对《存在与虚无》的修正？既然“他人是地狱”，又想要“积极行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是不是矛盾的？

何怀宏：《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个通俗化的尝试，也是试图强调存在主义的正面意义，给萨特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但这种通俗化其实和他的《存在与虚无》有不合之处，而且自身也逻辑矛盾或者含混。比如他在《存在与虚无》中说人的行动来自热情，又说“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在演讲中他却想给人以希望，也就否认人卷入热情。他批评康德，但他在演讲中使用的说法却又和康德颇有相似之处，他说：“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但康德的“普遍立法”在其整个哲学中是有具体内容和原则的，而萨特的所谓对全人类的“责任”其实是空洞的。当有人遇到选择的困境来询问他，他只能回答说“你自己选择吧”。这个人可以选择A，也可以选择B，但哪种选择才是“对全人类负责”呢？萨特还是只能说“为自由而选择”，这其实就是要“为选择而选择”，无异于一种遁词。我只要确认这是真实的出自我的自由意志，那么选择什么就都是可以的。当然，萨特所赞成的选择其实是说“不”，是总是反抗，用反抗证明自己的自由。

萨特说他要驳斥认为存在主义无所作为的观点，但他批评的对象也是选错了，存在主义的问题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可能“为所欲为”。萨特说要用一个人的行为来评价人，一个人是能够改变自己的刻板形象的，这些是有道理的，但是，改变自己的个性乃至人类的本性并不是无限可能的。在萨特那里，的确有种种矛盾的地方。他一面主张道德的相对主义，一面又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一面说“他人即地狱”，一面又心仪集体行动乃至大规模的社会实验。

还有他所谓的“人道主义”也不得要领，似乎人克服自欺、自由选择才是真正的人，才是“人道主义”。而我们日常所说的“人道主义”，其实是要合乎人道地对待人，不能强制、虐待和杀戮人。而这些规则就实际上构成对“自由选择”的手段限制。这也正是他和加缪争论的一个焦点。萨特有时很轻率地鼓吹暴力，而他自己是处在一种自由和安全的地位，他有时甚至有意触犯某个法律想被抓，但政府并不会去逮捕他。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人性持一种什么观点？

“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宗旨。萨特否定人性，尤其否认人的本性中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他看来，对人的本性或者说本质不能有任何预先的描述和规定。因此，他不仅批判古典哲学家、神学家，也批判启蒙学者依然还在考虑人性或者一些基本的价值规范。他认为人完全是通过自己后天的选择和行动来确定各各不同的本性，确定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他特别欣赏那些反抗常规、常识的反叛者，就比如以罪为善、以恶为美的热内。

萨特否认有先天的人性，是因为他不愿意他所倡导的绝对自由有任何的限制。但人作为人，与生俱来就是有一些共性的，这些共性客观上会构成对人的作为的一些限制，而且，要想社会不崩溃，文明不中断，还会有后天的行为和手段的限制。人并不是无限可能或绝对自由的。人还是社会的一种共在。人有许多不自觉的受限，而自觉的受限，恰当的约束自己的自由，恰恰是对他人的平等自由和社会的一种尊重。

《新民周刊》：萨特与法国共产党的关系也经历了变化，早期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即便与法共决裂之后，萨特依旧支持学生运动，依旧是著名的左派，福柯称他为“法国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您认为萨特的这种左派立场，更多的是从他自己的哲学出发的产物，还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

何怀宏：萨特是一个惯坏了的孩子——在家里被母亲惯，长大了被社会惯，他小时候曾经是一个“乖孩子”，所以他长大了极力要“反抗”，但就连这“反抗”也是受宠的，尤其是在法国这样一个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相当崇尚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国度，而他拥有写作的巨大天赋。说这些也是为了说明一下萨特自己其实也是多么受他的天性和生活环境的制约。

萨特几乎从来没有过底层生活的经验，他到工厂去演讲，工人们听不懂他说的话，结果听众几乎都是他带去的人。但他的确很大方，挣得多也花得多，给学生激进组织等捐款。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尝试统一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但这种尝试注定是不成功的。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哲学怎么能和一种强调集体行动的社会政治理论相容？我也不认为萨特受过马克思主义多大的影响，虽然他曾经相当坚定地支持苏联。

《新民周刊》：1981年，《萨特研究》出版，这一年，柳鸣九先生去了法国，见到了波伏瓦，得到波伏瓦的支持引进和翻译萨特的著作，迅速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萨特和存在主义的热潮。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

何怀宏：80年代初的中国的确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萨特热”，但是要看到，当时中国学人是在长期封闭之后突然接触到他的。那时我们对他的哲学在现代西方思想谱系中的位置并不太了解，不太清楚他和加缪的争论，他和阿隆的长期思想对峙，甚至也不知道他的思想影响从六七十年代起就已经大为衰退。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结合我们的经历，尤其是结合践行他的思想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对他的思想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这需要时间。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虽然对萨特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要保持清醒乃至警醒，他的著作尤其文学作品却还是很值得一读的，连他的对手阿隆也佩服他的才华。他提出了一些人类的极端处境，鼓励人们自主选择，还是有一种思想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