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教脱勾，圈养无益

上周六，中国2001年龄段U19国青队结束了在上海的集训，集训本身并未引起外界过多的关注。然而在集训结束之前，陶强龙、何龙海、韩东、刘祝润、彭号、任丽昊六名球员严重违纪、违反国家队疫情防控规定而深夜外出一事，却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尽管处罚得浩浩荡荡，但这背后值得中国足球反思的东西却远远不够。

尽管对于这六名违纪违规的年轻球员来说，处罚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但绝不能“一停了之”“一罚了之”。这次的违纪行为，已经不是国青队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而且以目前的态势来看，也未必就是最后一次。如果不从本质上、根本上去思考并解决问题，仅仅停留在罚款、停赛等办法层面，类似事件恐怕在未来依然会发生。当我们希望中国足坛涌现出梅西与C罗时，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梅西和C罗产生的环境与氛围是什么？中国足球该为他们提供怎样的环境与氛围？

1.

年轻球员难抵金钱诱惑

足协的罚单和各俱乐部的追罚都很及时，体现了从严治军的决心，这是值得肯定的。国青队和各俱乐部都没有因为这六名球员有一定能力且前途光明就试图包庇，而是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新赛季基本已经作废了。

对于正处于进步阶段的年轻球员而言，为期六个月的禁赛可能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来两种影响，一是日渐消沉并就此消失，二是在适当的管理下保持状态并重新振作。可以这么说，这六名年轻队员的未来究竟如何，既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心态，也要看他们各自的俱乐部会如何管理他们。

就目前来看，国内的俱乐部除了一线队的管理会抓得比较紧，预备队以及梯队都基本处于“放养”状态，毕竟俱乐部的投资人花了钱，最在意的还是一线队的成绩，至于预备队和梯队，留着更像是为了交差。就拿梯队来讲，每家中超俱乐部都有自己的青年队，所谓“重视青训”的口号也常被喊起，但每家俱乐部里真正从自家青训一路成长，最后被提拔进一线队的球员，少之又少，到处买人反而成为了一种常态。

在这样的管理背景之下，梯队孩子难免会捅娄子。小点的，十五六岁，可能还没那个胆，不敢出去晃荡，但等再大了些，到了十七八岁，那就是“事故”高发的年龄段了。当年轻球员脱离梯队，逐渐向成年队过渡，他们一是有了钱和自由，二是有了新的环境，和“大哥们”朝夕相处久了，难免会沾染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便是足球圈里特有的一种氛围。

近年来盛行的“金元足球”也在腐蚀着尚未成熟的年轻队员。中国足球职业化了，但“金钱并不代表职业化”。这些年来，随着资本的大量涌入，凡事几乎都是靠“钱”解决，一名十三四岁的球员就开始谈论所谓的“身价”问题。小球员在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形成之时就深陷金钱与名利中，更可悲的是，这些小球员的家长也是“以钱铺路”“只认高薪”，再加上某些不良经纪人搅和其中，对孩子的成长会起到怎样的负面作用，恐怕也就不难想象了。

所以，当国青队一集中时，年轻球员日常除了训练、比赛之外，谈论最多的不是足球，而是比待遇、比薪水，比谁开的车更豪华。这些小球员从小就没有正规而系统的基础文化课学习，又长期集中封闭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他们的心智是存在着明显缺陷的，加上社会的各种诱惑，早晚会出问题。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注定很难培养出优秀的高素质球员。

2.

圈养让球员“晚熟”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国字号，几乎每一届都会出问题，不过是事件严重性和影响力有点区别而已。

我20多年前便开始跟随报道国青，从1977-1978年龄段第一批国青队员算起，每两年一支国青队，迄今为止我已经先后连续跟踪采访了12支国青队。可以这么说，在这么多年里，每一支国青队都出现过类似情况，从未断过，像1977-1978年龄段国青队的“开房事件”、1979-1980年龄段国青队的“除名事件”、1981-1982年龄段国青队的“泡吧事件”、1983-1984年龄段的 “拜金四少事件”、1985-1986年龄段的“董方卓事件”、1987-1988年龄段的“夜不归宿事件”等等都是我所经历过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出现违反队规队纪的问题，似乎是这个年龄段队伍的一个“特点”，无需惊讶。但关键在于，我们要如何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我们青少年球员的培养理念、方式和方法，都必须要改变。在我看来，这个改变首先要打开“两扇门”，一是教育和足球之间的门，也就是常说的“体教结合”；二是梯队到一线队的门，也就是俱乐部自身梯队人才的培养。

关于球员普遍的文化水平问题，已经不用多说。教育和足球本是可以兼得的，国外早就有了很成熟的体系，但至少目前，在我们这里，这似乎依然是两条冲突的路。文化教育的缺失会导致球员心智的晚熟，例如郑智、汪嵩、王栋这样的老将，他们在年轻时也曾有过不少争议，但若是将他们10年前和现在的采访放在一起比较，明显能发现他们成熟了不少，完全是两个人。倘若这些老将当年能有此转变，他们如今的成就或许也会更大。

长久以来，国内球员成熟的年龄要比同龄的普通孩子晚上不少，这是由他们曾经的“圈养”环境所决定的，如果他们能和国外球员一样，从小上正常学校，每天都能和外界接触，或许在从青年队到成年队过渡时，心态就会变得平稳。

至于俱乐部自身人才的培养，也需要上头出一些限制性的政策，例如规定一线队中本队青训球员的数量，例如限定本队青训球员在正式比赛的出场时间，等等，都能让俱乐部真正踏踏实实地做好青训。毕竟判断青训效果的标准应当是成材率，而不是砸了多少钱。

3.

要先让相关部门改变认知认识

当然，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整个中国足球的环境与氛围，球队和俱乐部在管理上也需要警醒。

在我从业的这么些年，我亲眼目睹了各级国字号队伍的管理规定一次比一次细化，要求也是一个比一个多。就拿国青队来说，上世纪末不过是“八条队规”的标语式规范，如今已经变成了整整十二页A5大小本册的队纪规定，从头发样式、不能戴项链，到吃饭时的规矩，都有细化的标准。毋庸置疑，各级国字号的管理与要求是在不断强化的，若将球员违反队纪的情况简单归结为 “疏于管理”，恐怕有失偏颇。

与此同时，本次2001年龄段国青队集中后的第一次全体大会，教练组与管理团队就在会议期间给球员们讲解了“18岁到23岁”这段时间里应该如何更好地为进入到职业一线队进行准备，不仅仅是技战术层面，更包括生活、作息等各方面的自律问题。当然，在这样紧抓思想作风的背景下仍有队员 “顶风作案”，管理团队肯定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在陶强龙等六名队员违纪前，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插曲。在事发之前不久，一场国青教练组与管理团队的内部会议上，有位经验丰富的内部人员便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认为“这个时间点”可能是队员犯事的“高危时间段”。这位内部人员会出此言，是因为他知道足球运动队组织集训的的基本规律：时长一般以10天到两周为宜，超出这个时间，很有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运动员也是人，人的生活成长总是有一个可忍受的“极限”。

国青队的这次集训，从5月17日开始集中，到5月30日晚上事发，恰好就是13天的时间。而在1999年龄段国青队中，周俊辰在海外集训期间违纪外出，同样是发生在两周左右的时间点。以往历届国青队员出现违纪时也基本都在这个时间点或已经超出这个时间点。这恰恰就是外籍教练缘何支持集训时间不超过两周的原因。然而，我们的足球行政主管却始终要求 “长期集训”，从当年霍顿带1977-1978年龄段队伍开始便是如此，一直到如今依然要求国家队采取长期集训模式。某些行政主管部门的认知与认识若不改变，恐怕很难让有些情况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另一方面，尽管上述国青队员违纪事发时都是在国青队，但出现此类行为恐怕与他们在俱乐部一线队所养成的那些不良习惯不无关系。或许，这些球员平时在俱乐部一线队中，就已经有跟随“大哥们”外出的习惯了，只不过俱乐部方面在日常管理中要求不一，不像国字号队伍有更细致与明确的要求。而且，同样是出现违纪的情况，“国青队”的名号显然更容易引起外界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青队加强管理与教育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地方俱乐部在这方面的管理与教育恐怕更为重要，也更值得外界的深思。

中国足球界不乏榜样。江苏苏宁队36岁的老将汪嵩在上赛季完成了417场顶级联赛出场纪录，他给出的秘诀是 “自我约束”和“敬业”；另一位老将郑智平时严格按照规律作息，对每一餐摄取的热量都有严格限制，自律帮助他40岁时还活跃在绿茵场。这些自律和敬业的老将是很多年轻球员的球场偶像，对偶像最好的尊重，就是从自我约束做起，向老将学习敬业精神。

冉冉年华留不住，球员的黄金时代是短暂的。珍惜自己的职业生涯，更需要记住，每个职业球员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为中国足球塑造形象。

——《人民日报》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