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爱会带给人希望和黎明

◎刘蔚

提起战后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我们马上会想起马丁·路德·金那篇振聋发聩、闻名天下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这篇呼吁以和平的方式消灭种族歧视、让黑人享有平等公正民主权利的檄文，可以说是一面引导黑人走向自由之途的光辉旗帜。差不多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詹姆斯·鲍德温的小说《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用文学的形式，为那场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做了富于感染力的形象化的注脚。

纽约曼哈顿黑人区的黑人青年范尼与邻家姑娘蒂希自幼青梅竹马，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坠入了爱河。范尼干过烧烤店的快餐厨师、卡车搬运工等工作，但具有雕塑天分的他不满足于黑人惯常的这些卑微的职业，租了一间阁楼，投入到令他痴迷的木雕艺术中，既为谋生，也为了他和蒂希共同的未来而打拼。正当他们憧憬着幸福的明天时，一场由种族主义者、白人警察贝尔精心策划的报复阴谋，让范尼无辜遭受强奸指控，锒铛入狱。已有身孕的蒂希、他们的家人和律师必须同心协力，找到范尼无罪的证据，方能赶在孩子出生之前，让他重获自由。为此，蒂希的母亲莎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飞往波多黎各的航班，去寻找唯一的证人。然而，要让范尼重获新生，谈何容易！每一次，蒂希去监狱探望范尼，告别后感觉自己就像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那样艰难……

范尼被诬陷入狱，表面上看是掉入了警察贝尔设下的一个局。蒂希在蔬果店里遭到了一个白人瘾君子的调戏，范尼发现后怒不可遏，将他打倒在地。正好被执勤的贝尔看见，贝尔不假思索，认定范尼有“企图伤害罪与殴击罪”的嫌疑，要将他抓到警察局里问罪。幸好意大利人女店主挺身而出，证明范尼是为保护女友免遭侮辱正当自卫，贝尔这才悻悻离去，但就此与范尼结下了梁子。不久，波多黎各裔暗娼维多利亚逃出居所，惊叫遭人强奸，恰巧范尼路过此地。于是，在贝尔的授意下，维多利亚在一群被带到警察局的嫌疑人中，指认范尼就是强奸她的凶手。范尼无辜入狱。贝尔显然是为报复而构陷范尼，但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犯有前科，却让我们找到了他的罪恶行为的前后动因。在布鲁克林区从警时，他谋杀了一个12岁黑人男孩，遭到的处罚只是被调到曼哈顿区，因此，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在当时的美国警界，歧视黑人、有罪推定十分普遍。接手范尼案子的律师海伍德还透露，负责这一案件的地区检察官比贝尔更坏更糟糕。可见，鲍德温通过描写范尼的遭遇在告诉人们，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在黑人社会地位低下、种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有色人种命运无法得到保障的一个缩影。

鲍德温用朴实无华、饱含激情和张力的语言讲述着这个忧伤的故事。他娴熟的叙事技巧让故事情节在顺叙和倒叙之间从容转换、无缝连接，不疾不徐之中却闪耀出感人和思索的力量。范尼和蒂希、他们的家人，面对的是笼罩社会的仇视压迫黑人的黑暗氛围，他们有过软弱，有过争吵，但最终相互扶持和支撑着朝前走去，为摆脱那严峻痛苦的命运而抗争，是因为在他们的周围，还有善良和正义的声音在鼓舞着他们。那位仗义执言的意大利女店主，那位在范尼出事后打电话安慰蒂希、主动表示她可以拿走房租作为急用、并保证为他们保留阁楼的白人房东，就是善和爱的代表，虽然微弱，却是希望不致于沦陷的基石。

悲剧之所以感人肺腑、有净化人心之功效，是因为无须用喜剧加以稀释。蒂希母亲波多黎各之行并未能说服维多利亚为挽救范尼而诚实作证。相反，维多利亚自己也因此精神失常，成了小说中又一个悲剧人物，法庭因此只能推迟审判时间。范尼依然身陷牢狱，但他不再自暴自弃，而是用蒂希带给他的纸张和木头开始画素描、雕刻作品。因为，他明白他和蒂希的孩子即将呱呱坠地，那是他们的希望和黎明，他必须坚持到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