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首例！疾控中心全员集结

◆普陀区疾控中心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做病毒核酸检测本报记者陈梦泽摄

1月20日，市卫健委通报上海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到今天刚好1个月。记者在“满月”之际想记录下一些什么时，发现有一群人已默默战斗了50多天。这群人在聚光灯背后，每天与病毒赛跑，他们也穿白衣，通常被称为“隐形卫士”，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幕后努力，我们对抗疫情的战斗就不可能胜利。

昨天，记者在上海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这个上海抗疫的核心“指挥部”，听5位公共卫生人员讲述不为人知的故事。

讲述人

病原微生物检定所

李崇山

靴子落地，心情反而平静。

1月20日晚，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上海市首例确诊病例。对这样的结果，我们病原检测团队“虽万般不愿，却也在意料中”。1月16日，在灯火通明的实验室里，经反复验证，我们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呈弱阳性。是或不是？这可能是上海首例新冠肺炎！那晚，整个中心的人都在加班。

根据国家的防控方案，样本需通过全基因测序，序列比对高度同源才能作为疑似病例上报，首例疑似病例更需国家疾控中心复核才能公布。经过整整两天两夜的核酸提取、测序、生信分析，将样本送上去后，我们在焦灼中等来了确认的回复。

靴子落地，心情反而平静。之前十多天，我们已有惊无险地排除了好几例疑似。后来的事谁都没想到，新病原体来势汹汹，发展速度出乎意料。

“首例”过后，工作量骤然增加。全所全员全天候24小时轮转，最多一天检测了200多份样本。除了大家最关注的确诊病例，还有疑似病例的排查、出院病例的检测、环境样本的检测……工作量翻了几番。实验室都是熟练工，个个要确保万无一失。有一次，同一批20多个样本检测出来都是阴性。按说是好事，大家却不敢相信，就怕哪个环节有纰漏，反复核对才上报。

后来，检测任务陆续下放区疾控，但我们工作量并未减少。有一次，集中隔离点送来污水标本，要求检测生活排水中是否有病毒。17份标本要求一天内出结果。实验室整个团队不眠不休，忙了整整一个通宵才完成。

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检验的样本、标本是阴性。这让我们觉得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

目前，我们还在对公共场所开展病毒检测，比如交通工具上的扶手、拉环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阳性。

讲述人

传染病防治所急传科

潘 浩

费时烧脑，流调堪比破案。

实验室出结果是1月16日，但去年12月31日我们就开始战斗了。武汉不明原因肺炎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是SARS。我们一边收集信息，一边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疫情动态，当天便拿出风险评估报告和应对预案。

这病会不会来上海？会不会传人？是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春运在即，武汉到上海交通便捷，海陆空全通，就怕病毒“一路畅行”。

我们现场流调小组要搞清楚病毒传播的来龙去脉，即患者发病前14天（一个最长潜伏期）以及发病到确诊这段时间内去过哪里、吃过什么、干过什么、见过谁等。听上去简单，实际却面临各种困难。如：有人因时间太长记不清楚、甚至故意隐瞒或完全拒绝回答。这时，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和引导流调对象回忆事件经过，通过明确事件来串联线索，然后顺藤摸瓜，推演出病毒传染的初步路径。

我的手机与疫情直报系统联网，只要有医院报告疑似病例，无论我在哪里，都能马上收到。一收到信息，马上去，再远也要第一时间到达。疫情就是命令！必须第一时间把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管起来。病人就诊当天医院就会上报疑似病例，因就诊、确认等环节在白天进行，等我们收到报告已是晚上或凌晨，所以熬夜通宵难以避免。

小年夜开始，疑似、密切接触者快速增加，虽然我们有流调梯队，但还是很紧张。流调堪比破案，费时烧脑，一个“案子”做完只稍稍打个盹，下一个又开始了。

疑似病例流调报告需当天完成，复杂的要花十几小时。做流调不能留空，每个环节都要能接上。如1月26日和29日，黄浦、宝山区分别发生聚集性疫情，5个病例均无疫区暴露史，感染来源不明。黄浦2例说曾和朋友聚过餐，其中有人恰在宝山确诊。进一步排摸发现，宝山3例1月上旬去过安徽蚌埠，2例在蚌埠期间曾多次去某健身房。后来当地宣布：已确诊5例与此健身房有关。

讲述人

应急处

黄晓燕

数据分析，给出合理建议。

我们的战役也始于去年12月31日。50多天了。应急处要协调各个部门、各环节，不仅要做好舆情监控、信息收集，还有疫情研判。

上海防控标准一直很严。最初几例确诊病例，由于我们介入及时，很快切断了传染途径。我还记得首例确诊后，我们马上要寻找密切接触者。此时，患者家人已离开住处身在外地了。我们火速协调公安部门和对方工作单位，马上将他们管控起来。一开始，对方还不理解，为什么家人生病了，自己也要隔离？经多次沟通，他们终于意识到隔离的意义：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还好，这位家人已就地隔离，并未感染。

我们与公安等部门联动，通过大数据等群防群控，提高工作效率。一个患者确诊，后台马上就可以知道他的行动轨迹，比如在哪里付了钱，电话打给谁等等。拿到信息后，流调小组要打电话求证，立即展开追踪。最多一天一个组打了1000多个电话。电话那头，有配合的，也有拒不配合的。还有人因为害怕自己被感染，不断打电话过来反复询问。

我们也会帮兄弟省市一起追踪。有一名上海确诊的患者搭过飞机，我们了解到飞机上有一名密切接触者，但那人当时已经回到了自己南京的家中。2月5日协助追查的函发过去后，南京立即将人送到了集中隔离点。不久，这名患者就出现了发热的症状，2月9日被送往定点医院救治。

每天，我们信息组都会将确诊病例、排除病例以及涉及场所等信息汇总发给政府机构，由他们向社会公布。作为疾控中心的“情报站”，我们要做数据分析，为不同类型的单位制定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方案，给出或复工或开学的建议，方便政府部门科学决策。

讲述人

传防所消毒与感染控制科

朱仁义

一级响应，天亮方案即出。

我们的工作是在病例确诊后对疫源地进行消毒、对定点医院消毒并进行评估，还要对隔离点消毒、开展防护培训等。

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和一帮小青年一起没日没夜地干，一个月只在家吃了一两顿饭。疫情刚冒头，我们就牵头制定了16个技术方案，细化到每个场所每个环节怎么消毒等。对病毒认识有限，工作还是做得越细越好。

医院发热门诊和留观病房都跑过了，有的还跑了两三遍。有一家医院隔离病房和肝炎患者病房没有完全分开，这是潜在风险！马上要求他们封掉调整。有的病房没有负压，必须随手关门减少进出，还要放循环设备和空气消毒机。

“一级响应”启动以后的一天凌晨，我们接到任务，说地铁2号线有一段正在施工，工人中有40多个是从武汉来的，问应该怎么办？

天亮之前必须出方案！由科室骨干江宁医师牵头，同时派季晓帆医师前往现场。那里没有明确地址，实在不好找。与施工现场负责人会合，已经是凌晨2时多了。

现场排摸发现，这些工人来沪时间在1月10日-14日，有的已超过14天，有的即将满14天。他们都是地下作业，戴着口罩不与外界接触，而且他们之前在武汉也是封闭作业，所以风险不算太大。

要离开时，突然听负责人说曾有3个工人生病去过医院。疲惫不堪的调查人员顿时睡意全无，急急找来3人详细询问，查看他们的就诊记录，最后排除了新冠肺炎可能。前方刚收工，后方已写出应急方案，给出专业建议。

讲述人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孙晓冬

关口前移，我们做得更细。

我们中心有个年轻员工，在流调一线。那天有同事看到她偷偷流泪，原来是她父亲因病进了ICU，可她不好意思抛下繁忙的工作，情急之下哭了起来。同事让她去医院陪护家人，可她第二天一早就又回来上班了。她说大家都很忙，我不能偷懒。

这件事让我感触很深。很多人并不熟悉公共卫士，市区两级疾控人员在这次抗疫的多个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直接面对病人和密切接触人员、病例标本和可能被污染的场所，每一项工作、每一次出发都有风险。但他们真的很勇敢，没有一个人临阵退缩。

上海疾控中心建成20多年，一次次成功对抗传染病的经验，帮助市民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疫屏障。如果说老百姓对医院的“获得感”源于医务人员妙手回春带来的真切感受，那么大家对公共卫生的获得感，恰恰应该源自“没有感觉”。关口前移，让什么事都不发生，并不代表我们做得少。这次上海公共卫生体系面临巨大挑战，我们看到上海整座城市、各个岗位上的员工共同筑就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铜墙铁壁”，确保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有力有效、城市运行和市场供应平稳有序。

SARS后的中国公共卫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这一切还做得不够。新冠肺炎疫情应当唤起我们的防患意识，要持续投入人才建设、梯队培养，硬件更新，强化大公共卫生的理念，不断完善优化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

本报记者 左妍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