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只为稻粱谋

西 坡

前一阵子，朋友圈都在转一则趣闻——朱东润先生执复旦大学教席时，有一天某教师拿着自己写的论文向朱先生请教。朱先生看后道：“论文写得可以，只是你的字还得练练呐！”说得某教师很难为情。朱先生见状，便微笑地对他说：“当然，你也不必花太多的功夫，能写到郭绍虞那样就行了。”

从这则现代版“世说新语”来看，朱先生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平，自视极高，明显不把书法造诣颇深的郭绍虞先生放在眼里。

郭朱两位先生的字，一般人难得见到。不过，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读过中文系的人，大概率会备一套《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和《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这两套书封面上的题签，前者是郭绍虞先生的，后者是朱东润先生的，堪称双璧。

除了书法上的造诣和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先生还有《张居正大传》等古代人物传记作品及大量的古代文史研究、整理成果，那就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他是从事古代文献研究和整理的资深学者。

如果我说，朱东润先生还是一个有名的翻译家，你信不信呢？

朱东润（1896-1988），名世溱，字东润。1913年他加入“留英俭学会”（相当于勤工俭学式留学）。这个学会成立于1912年，会所在上海四川路上，其主要任务是为自费去英国留学者免费提供咨询等服务，与当时的“留法俭学会”同享盛名。朱先生1913年秋赴英国留学；1914年入伦敦私立西南学院就学；1916年3月放弃转为公费生的机会回国。

与林纾的“解闷”、梁启超的“开民智”、鲁迅的“同情弱小民族”等出发点不同，朱东润先生从事翻译的原动力，更多地来自于生活上的考量。既然是自费留学，他在经济上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于是开始翻译外国文史作品，投于《申报》等出版物来赚取稿费，以补贴学费和日常开支。

我没有统计过这段时间朱东润先生究竟翻译了多少外国文学作品，也没有深入了解他翻译了哪些国家的哪些作品，就目前被认为“名家名著”的，竟然都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第一卷中就收入了朱东润翻译的《克里米战血录》，它与林纾、伍光建、徐卓呆、陈嘏、吴梼等“五四”前已经非常出名的翻译家所翻译的外国长篇小说“同框”。可见主编施蛰存先生非常看重朱东润先生的译品。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三本托尔斯泰作品的单行本；一是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罗刹因果录》；二是雪生译的《雪花围》；还有一本，是朱世溱翻译的《骠骑父子》（现作《两个骠骑兵》）。

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几部托翁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如，由陈家麟和陈大镫合译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由朱世溱翻译的《克里米战血录》（原载于《小说汇刊》第41期，现作《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

《骠骑父子》出版时，朱先生还在留学；《克里米战血录》出版时，朱先生早已回国，因此也有在国内翻译（或部分翻译）的可能。

问题是，一个留英的学生为什么会去翻译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因为托尔斯泰刚去世不久（1910年11月20日）？我无从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朱东润先生翻译的托翁作品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他曾说过，自己的英语水平虽然不高，但比起林纾来总要好得多……

从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流转情况看，我们可以清楚地梳理出：至少在中篇小说（清末民初可能归为长篇小说）领域，朱东润先生，一方面，属于最早一批翻译者之一；另一方面，眼光出奇的好，《两个骠骑兵》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即使以当今文学批评的理念来审视，称之为托翁代表作之一，完全没有问题。

遗憾的是，朱东润先生作为中国最早的托尔斯泰作品翻译者之一，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或许，人们不了解“朱世溱”就是“朱东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