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小京先生

祝君波

戴小京先生是我在书画室（朵云轩）时的老同事，1991年以后，他当总编辑助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那时条件艰苦，社长室五人就在一个大办公室，几乎天天见面。

记得在他病逝前一个月，他还来我工作室见面，知道他有病，但不曾料到说走就走了。

历史上的朵云轩员工，大多是公私合营时过来的私企职员，还有木版水印的艺人，以及我们一大帮青年学徒，真正的大学生十分稀少。上世纪80年代初首批大学生分配过来，队伍结构才发生变化。来的有戴小京、卢辅圣、沈培方、华逸龙以及张雄、孙扬等，高学历的人才多起来。戴小京是其中比较出挑的一位。

他毕业于中山大学，当时已分到上海司法界，实在是喜欢文史和书法，才很快转到我们单位的。

我那时不在编辑部门，只知道他负责《书法研究》的编辑。这本杂志由老编辑吴惠霖提议创办，因为《书法》创办以后，树起了一面旗帜，来稿很多，很多长文章也无法发表，极需一本高层次的理论性杂志。戴小京后来担任杂志主编，负责日常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全国书法理论的发表提供了一个平台。

我与他交往比较多是后来与他一起创办拍卖行，请他做拍卖师。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我们于当年四月去香港与永成合作举办拍卖会，八月份成立了朵云轩拍卖行，并于次年六月举办了首场拍卖会。当时曾有程多多先生介绍香港佳士得的袁小姐给我们认识，首场拍卖与他们合作。为此黄君实先生和袁小姐曾来上海审看我们的拍品，佳士得也希望派他们的拍卖师过来主槌。后来我们认为朵云轩作为一个老字号，应该有自己的拍卖师，属下又有200多名员工，总可以选出一位加以培养。我对戴小京比较熟悉，他出生在北京，普通话很标准很流畅，平时在单位讲话绘声绘色，神彩飞扬，周边总围着一些听众；二是懂书画，是专家，不至于把拍品念错，这也很重要；三是人长得高大挺拔，玉树临风，有拍卖师的气质。最后，很重要的一点，他胆大心细，不怯场。其实，像他这样全面的人，是比较难找的。

大约是在1993年的三四月间，香港佳士得、苏富比拍卖时，我让朵云轩拍卖行副总经理曹晓堤陪他去香港出差，观摩拍卖、学习担任拍卖师的知识和要求。据我所知，这次考察时间虽短，但是十分必要和有效。他仔细观看了国际拍卖师的现场操作，又请教了张宗宪、陈德熙、黄应豪等业界前辈，解决了一个个细节问题，整理出了朵云轩拍卖的“叫口”即加价办法。回来以后，与我们多次讨论，后来这也成为国内很多拍卖师的操作规范。

拍卖前我问戴先生，你有什么要求？他说你给我买一两铁皮枫斗，我也不懂啥东西，就让后勤部门买了，当时才十几元钱，就泡了茶让他喝。说起来当时创业十分艰苦，员工收入也很低，拍卖师上场没有佣金，甚至也没有给他做套像样的西服（直到第三年才在香港为他定做了一套）。但他与我们一样，热爱这项工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甘作贡献。

记得首次拍卖是在1993年6月20日，迄今已30年了。那天首场拍卖在我致欢迎词后，就由戴先生登场掌槌，只见他挺直腰板，声声拍价，不疾不缓，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准确报出价格，把握住节奏。在谢稚柳先生为一号拍品丰子恺山水落下第一槌后，拍场势如破竹，越拍越顺。其间高潮迭起，比我预想的还好。那天晚上拼抢和加价持续不断。很多作品价钱一再加价，难以落槌。记得谢稚柳、程十发、马承源、陈逸飞、张宗宪、陈德熙以及后来拍卖界的大咖王雁南、秦公、米景扬、甘学军以及苏富比的代表溥文、佳士得的代表袁曙华、江炳强等均在现场观摩。六月的天，开足了空调，现场仍感热度不减。这个时候显出了戴先生的大胆和沉稳，他始终不慌不忙不惊，把气氛调到最佳的节点。记得下半场创造了两个高潮，张大千《晚山看云图》起价60万，拍出130万加佣金143万，任伯年《花鸟草木册》起拍18万，落槌95万加佣金104.5万。这是新中国有史以来首次过百万元港币出售的两件佳作，留下了创业的纪录。拍卖就半天共156件拍品，但最终以74.5%的成交率，以830万港币（首场拍卖以港币定价，当时港币值比人民币高）鸣金收兵。

拍卖的成功，由众多因素决定，但戴先生作为拍卖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从此，戴先生作为杰出拍卖师的地位进一步确立，他虚心好学，不断改造，终于成为业界的高手、品牌人物。他后来不仅在朵云轩掌槌，也应邀在其他拍卖公司帮忙，他是我国艺术品拍卖前辈，是有功之臣。

戴先生除拍卖主槌外，还起了两个作用，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这是鲜为人知的。一是他帮助我接待记者、媒介，提供一些我不掌握的信息，让媒体正确地认识拍卖、认识文化体制改革、认识朵云轩的工作，起了解疑释惑的作用；二是拍卖师与社会艺术家、藏家的接触很多，能听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看法，使我兼听则明，改进工作。我在2001年春调离朵云轩去政府工作以前，我们互相之间一直很好地配合，他对我帮助很大。如今朵云轩拍卖行首拍已30年了，回忆创业时的情景，我总会想起戴先生。

后来他身体欠佳，做过手术，但还非常乐观。在我的印象中，他有两个难能可贵的优点：一是始终忧国忧民，胸怀天下。他对文化界的不正之风，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常常向我倾吐。在商业化的今天，还保持文化人的情怀，是难得的，以至于我去他家吊唁时，戴先生的女儿对我说：“几十年了，我爸爸还像个‘愤青’。”二是他的金钱观值得称道。书画值钱了，商业市场形成了，怎么正确对待自己的作品，实际上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戴先生是看开的、达观的。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共同创业时都年轻气盛，风华正茂。写此文时，戴先生已先我们而去。高山流水，勿断琴弦，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