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哨》疑案

周允中

《前哨》是由鲁迅和冯雪峰编辑的左联机关刊物之一，1931年4月秘密出版。创刊号题为“纪念战死者专号”，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左联五烈士。后来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而被禁止。

当时谢旦如（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在虹口老靶子路（即今武进路）开办了一家公道书店，由孟通如（原上海市文化局长孟波之兄）负责邮购业务。那时候，冯雪峰经常来书店，将党内的机密文件交给谢旦如收藏。据孟通如介绍，鲁迅先生有时候也陪同冯雪峰来书店浏览观赏书刊。有时候，谢旦如不在，就由孟通如接待。公道书店两边是一家花店，一家食品店，互相连通，一旦有警耗，来人伪装买花人，或者是食品店的顾客。左联的机关刊物一般由冯雪峰组稿，谢旦如出资印刷。

《前哨》的刊头，是由鲁迅先生亲手用毛笔写成大字，制作成木板作为封面题头。由于白色恐怖，一般的印刷所不敢印刷，孟通如说是谢旦如找的一家小印刷所，楼适夷说是他找的凤阳路上的一家印刷所，而冯雪峰说是他寻找的一个私人印刷所承印的，此印刷所在横浜桥附近，老板是他的熟人。这是疑案之一。

因为暗中秘密印刷，老旧的印刷机又是脚踏的方法，无法进行双色印刷，也无法校对和补植，所以柔石被印刷成柔桑，冯铿印成冯鉴。木板题头《前哨》楼适夷说是红色的，而谢旦如保存的却是蓝色的。孟通如说，先是用红色的印泥，后来用完了，才只得用蓝色的。这是疑案之二。后来上海鲁迅纪念馆收集到一种紫色的，才算是解决了这桩疑案。

最关键的是：楼适夷在1960年发表的《记左联的两个刊物》上，根本没有提及谢旦如和孟通如，他只是在《送别江丰》一文中说：公道书店是当时左联的一个联络点，当时他从东京返回上海，就避居在书店楼上，后冯雪峰觉得不安全，就介绍他移居到书店后面公益坊16号和江丰（曾担任过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美术部主任）同住。当时江丰还是美专的学生。楼适夷在白克路（即今凤阳路）找到印刷的地方以后，就和江丰守卫在印刷所外面，以防意外。印好以后，来了许多朋友，在公益坊帮助折叠、装订、盖印刊头、贴上照片。后来他在其他文章中提及：当时是他和江丰一起揿印《前哨》木板题头的。

孟通如则说，当年是他和楼适夷一起工作的。他揿印木板刊头《前哨》，这块木板后来保存在他哥哥电影事业家孟君谋处，后因日寇轰炸，木板被焚毁了。而楼适夷当时是在一旁贴烈士照片的。至于很多人来帮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冯雪峰却说，《前哨》是在他的家里，即当时住的拉摩斯公寓的地下室，将木刻制版一份一份印上去的。五位烈士的照片，也是一张一张贴进去的。

这是疑案之三。

关于《前哨》的多种不同说法，笔者只是提供以上这些史料，至于哪些说法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完全可以见仁见智，但事关重大，值得讨论。

孟通如的说法，来自我父亲周楞伽与他在上海鲁迅研究馆的谈话（当时他在该馆工作），事后有一张两人在馆外的合影，录于我父亲的文章《回忆谢旦如》（《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事后，我父亲曾经写诗一首赠孟通如：

似水韶光五十年，话来往事兴平添。虫沙猿鹤云烟过，沧海桑田又变迁。大字《前哨》惊宇宙，小楼灯光诉沉冤。何时得供輶轩采，好时千秋史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