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治“三会”更需善治“小巷总理”

姚丽萍

基层治理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进入数治时代，一个理想的“小巷总理”长什么样？在上海，这位“小巷总理”一定是精通“三会制度”的行家里手。

1999年试点，2017年写进《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作为申城基层治理制度首创，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三会制度”迄今走过25年。上周，新时代基层治理“三会制度”研究会在沪成立。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时间表明，“三会制度”好用、管用。面对社会经济发展新趋势，基层治理逻辑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三会制度”适应时代之变，核心关键是，数治“三会”更需善治“小巷总理”。

黄浦区局门路361弄，一条不起眼的小弄堂，这里就是“三会制度”发源地。1998年，上海启动居委会直选，引导居委会回归自治组织属性。如何将居民们组织起来？“三会制度”应运而生。在五里桥街道桑城居民区最早萌芽，当年的居民区党组织书记魏桂花带领各方群策群力，联合整治“垃圾弄堂”。

25年后，“垃圾弄”早已焕新为“三会弄”。25年间，“三会制度”也在不断成长——从居民区到楼宇、街区，实现基层治理人群全覆盖；应用场景从线下到线上“云三会”，但无论外延内涵如何扩容、平台方式如何变化，“三会制度”要好用、管用，都离不开“小巷总理”的组织发动。

数治时代，基层治理课题又发生不少重大变化，对“小巷总理”的要求也水涨船高。

首先，是需求之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同以往。数治时代，一系列城市更新课题无不关乎家园品质，从老楼加梯、电梯更新、美丽家园建设，一桩桩一件件，都考验着“小巷总理”们的能力和水平。当然，这些事要顺利推进，一定需要宏观政策支持，但能否启动，“小巷总理”才是核心关键。以老楼加梯为例，所有成功加装，都离不开“小巷总理”们锲而不舍地发动、百折不挠地化解、坚定不移地实施。

其次，基层治理面对的人群，也早已不同往日。街区里，不只有小区，还有楼宇、商铺、社区组织；不只有居民，还有白领、快递小哥、各类流动人口；社区是扁平的，也是垂直的，基层治理需要组织重构、机制创新，以此服务人、凝聚人。

实践表明，一大批“70后”“80后”“90后”“小巷总理”已经或正在成为申城基层治理的中坚。回头看看，一个个生动的基层治理案例，也都是“三会制度”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中的成功运用。这当中，“小巷总理”们不但善用“云三会”，在楼组群中发起议题、沟通协调；更善于运用互联网思维，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共建共治共享，高效赋能基层治理，既让自己远离“本领恐慌”，也让“三会制度”发扬光大。

数治时代，“小巷总理”们之所以善用“三会制度”，更在于对“三会制度”的价值认同。

“三会制度”，作为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一种制度设计，价值导向正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关注基层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大家究竟需要什么，有什么实际困难，如何调动众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实在在看得见。

这样的价值认同，不但让“小巷总理”锤炼成基层善治的行家里手，也真切感受基层平凡岗位的责任感、使命感、成就感——无论是当年的魏桂花，还是正在运用“三会制度”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70后”“80后”“90后”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