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倒霉蛋
苗炜
专栏作家
Columnist
读书，写字，旅游，锻炼
一个时代总会在受其影响最小、离它最远、因而也受难最深的人身上打下烙印。
很多年前，我一位朋友去欧洲玩，回来后给我看她拍摄的一段视频，那是以色列雕塑家丹尼·卡拉万的作品，在西班牙的布尔特沃海边，像一个滑梯，沿山坡而下，金属封闭起来的走廊，里面是一级级的台阶，走下去到尽头是一道玻璃幕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到大海。她告诉我说，1940年9月，本雅明逃到布港，在这里自杀了。她那段视频，停留在玻璃墙外的海面，所以我看起来有点儿走投无路的感觉。
后来，我才知道，卡拉万的作品一般都是纪念碑，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就是卡拉万设计的，他在世界各地设计了很多跟犹太人相关的纪念作品。这件“本雅明纪念雕塑”是在1994年完成的，名字叫“过道”或者“走廊”。这件作品有一句铭文，写的是“记住那些无名之人比记住那些名人还要困难”。
本雅明这个人，我还是略知一二。你知道北京有一个单向街书店，最早开在圆明园边上，有一个很漂亮的院子，院子里有核桃树，有躺椅。我记得书店里面很窄，墙上有本雅明的肖像(记忆不一定准确)，但“单向街”是本雅明一本书的名字，用这个名字来命名书店，肯定会让人想到本雅明。我还看过他的一些书，看不太懂，但有些句子，看过之后印象极深，比如，“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一件地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个小铜板”。
三联书店很早以前出过一本“本雅明文集”，叫《启迪》，原书的编辑是汉娜·阿伦特，汉娜·阿伦特写了很长的一篇序言，其中有这样一句，“历史像一条跑道，有些竞赛者跑得太快，消失在观众的视野之外。”阿伦特说，一个时代总会在受其影响最小、离它最远、因而也受难最深的人身上打下烙印，普鲁斯特、卡夫卡、本雅明都是这样的人。简单来理解，总有人适应时代，如鱼得水，人们也会关注这些时代弄潮儿，但有些倒霉蛋，知道自己不能适应时代，这一类人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困境，哪怕这困境要把他碾碎，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我虽然看不太懂本雅明的文章，但我喜欢这样倒霉蛋啊，本雅明自己说，“做一个有用的人于我永远是一件丑恶不堪之事”。那他想干吗呢？进行诗性的思考，想事儿。很多文艺青年，都不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都想没事儿瞎琢磨。但是，“思”这个事情可不容易，过精神生活可不容易。
本雅明绝对是个loser，他拿了一个博士学位，想当教授，但大学里的教授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他出生在富贵之家，娶妻生子，到三十多岁还在啃老，不能养活自己，很多时间要靠老婆的工资生活。20岁赶上了一战，30岁赶上了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40岁赶上了纳粹上台，到二战爆发终于扛不住了。他一直靠写文章挣点儿小钱，居无定所，生前发表的作品不多，有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但也没能完成。他要过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家里总贴着圣徒画像，看着是靠大脑生活，可也管不住自己的欲望。
本雅明出生在富贵之家，如果处在平安时代，他天天琢磨事，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顶多也就是和他爸爸闹闹矛盾，偏偏他生在一个动荡年月，那种与时代格格不入之感就更强烈。本雅明成年之后的生活略显笨拙，他本有机会过上稳定的知识分子生活，本有机会早点儿逃到以色列或者美国，但他就是笨笨地拖到了最后一刻。这种失意者和局外人的形象，其实很让文艺青年喜欢。所谓浪漫主义者，就是喜欢那些看起来要失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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