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改四周年 红利和困惑同行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2015年3月发布。四年多过去，改革红利开始显现：关心足球的人越来越多，足球人口规模和结构有所改善，足球管理专业化水平逐渐提高，资金投入、场地建设、师资配置、制度保障等瓶颈有所突破，职业联赛关注度创新高。

——管办初步分离

2016年2月，“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撤销，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成为社团法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成为历史。长期以来，政社、管办不分一直是足协管理饱受诟病的顽疾，由此形成的“外行领导内行”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阻力。而“脱钩”后的中国足协，管理体制初步理顺，按照《方案》在行业规划、机构设置、人员聘用、薪酬体系、外事出访、财务和市场开发等方面都有自主权，有望向着职业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管理模式稳步迈进。

——国字号喜忧参半

大力发展女足运动，实施“铿锵玫瑰再绽放计划”，从组织管理、国家队、青训、竞赛、教练员培养、激励保障、宣传推广七个方面加大对女足扶持力度，构建女超、女甲、女乙三级联赛体系，将建设女足队伍纳入2020年中超联赛俱乐部准入标准，借助社会力量设立为期十年的女足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对女足的投入保障力度。女足发展环境和队员待遇有了较大改善。

不过，少赛一场的国足在世界杯亚洲区40强赛中与小组第一叙利亚差了8分，再加上主帅里皮突然辞职，国足晋级12强赛虽希望较大，但仍存隐患。国奥队将于明年迎来东京奥运会预选赛，分组形势不利，获得奥运资格前景堪忧。U19国青队时隔25年无缘亚青赛正赛。女足国家队在2015年女足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上进入八强，2018年时隔16年再次进入亚运会决赛并获得亚军，在2019年女足世界杯上进入十六强，在即将到来的奥运预选赛上同样面临较大晋级难度。

——联赛影响力提升

2016年1月10日起，中国足协不再批准俱乐部跨省市转让。“扎下根”的俱乐部有助于足球文化的培育、打造中国俱乐部的“百年老店”。

联赛影响力提升，2019赛季中超联赛现场观赛人数为560.1万人，场均2.3万人；境外播出覆盖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联赛品牌价值创历史新高，中超联赛媒体版权卖出10年110亿元。中超联赛荣获2018年度亚足联“最激励人心联赛大奖”，今年首次登上亚足联公布的亚洲联赛积分榜榜首。

——青训有起色

中国足协要求从2019年起，中超、中甲俱乐部至少建设U19、U17、U15、U14、U13五级梯队，中乙俱乐部至少建设U17、U15、U14、U13四级梯队，并组队参加青超联赛。出台《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建设“165”行动计划》等系列政策，建立“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省级体育局青训体系、市级体育局青训体系、体教结合校园青训体系、社会俱乐部青训体系”五大青训体系为一体的多元化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布局国内、国际两类青训中心，构建“五系一体、两心一赛”的足球青训体系。

中国足协开展社会足球品牌青训机构认定（首批154家），社会足球青训机构达近七千家，四年增长近三倍。在捷克、西班牙和比利时建立三个国际青训中心，与省市合作共建33个青训中心（含14个女足专项青训中心）。

——“足球外交”显成效

中国足协与法国、德国、比利时、捷克等21个国家和地区足协签署了合作协议，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和欧足联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今年与国际足联签署合作备忘录，成立联合工作组，全面深化在足球治理、技术发展、职业足球、竞赛管理、裁判培训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足球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2017年和2019年两次成功竞选国际足联理事，成功申办2023年亚洲杯和2021年世俱杯，为我国足球改革发展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足协连续第二年获得“草根足球激励级协会”奖。王霜当选2018年亚洲足球小姐。武磊两次入选亚洲足球先生候选名单，并在西甲西班牙人队有不俗表现。

——场地不断增加

截至2018年9月，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共有校园足球场地120960块。根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要求，“十三五”期间要新建、改建、扩建六万块足球场，其中校园里四万块、社会上两万块。目前校园新建、改建、扩建3.2万块足球场，到2020年还将新增28545万块，将超出规划50%。

——专业人才培养取得成效

创新专业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中国足协将C、D两级教练员培训下放各会员协会，释放了地方足协潜力，扩大了教练员培养规模。加强对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力度，为男女足职业球员举办教练员培训班。加强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合作，成为亚洲第二个获得职业级教练员认证资质的国家协会。截至2018年底，中国足协共培训各级教练员48913人，其中职业级158人；各级裁判员人数也稳步提升，截至今年6月共有裁判员63671人，其中国际级31人、国家级329人。

困惑依旧在 足改并未完全按照《方案》推进

足改释放了大量红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新老困惑或问题：改革并未完全按照《方案》推进，“多头管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对足球发展理念和路径尚未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足球界尚未得到较好体现。

——去行政化不彻底

一位中超投资人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足协更像改革前的足球管理中心。包括U23、国家集训队在内的政策其实都是国家体育总局直接决策。程序上不科学，随意性太强，未经过专业层面论证。”

“中国足协决定事情需要周期和程序。如果直接行政干预，人家会觉得足球市场动荡、混乱，不能体现《方案》一张蓝图画到底的思路。”一位中国足协内部人士说。

某中超俱乐部副总经理表示，U23和外援政策一个赛季多次变化，给俱乐部造成困惑和负担。“政策变化太快，投资人根本不敢投资。”

受国家男子足球集训队训练营征召的球员放弃联赛，展开包括军事训练、拉练等内容的集训，长期集训却不练球。这种封闭训练的效果引起了一些社会质疑。

在谈到如何定位脱钩后的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关系时，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表示首先要提升中国足协的依法自治能力。“双方需要在整个足球战略上保持高度一致。中国足协在足球的重大事项、决策上，应充分与体育总局沟通，听取其在国家体育战略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职业联盟运营存分歧

中国足协日前宣布，职业联盟预计年底前成立，但目前尚无确切成立消息。据了解，职业联盟运营模式尚存分歧——公司模式或《方案》中提及的社团法人模式。

北方某中超俱乐部高管表示，如按公司模式运营，要有完整法人治理结构，并保证投资方利益。他期待联盟成立后能给俱乐部带来更多收益，提升俱乐部造血能力，减少对投资人依赖；建议把责权划分清楚，体现在足协抽调中超球员入选各级国家队等方面。

一位地方足协人士建议，要保证政策稳定性，否则联赛商业价值会打折扣。中超为国家队培养人才是重要任务，但前提是它是一个健康成熟的职业联赛，要有职业思维和方式。

——体教融合需加强

多名采访对象表示，虽然中国足协、全国校足办展开一系列合作，但竞赛、人才壁垒尚存，体教融合需加强。

“训练不怕多头，就怕竞赛多头。体教之间有壁垒，资格限制，还有时间冲突。”某副省级城市足管中心负责人说。全国校足办相关人士称，现在校园足球的精英运动员疲于奔命。小学生、中学生被俱乐部拉出去长期比赛，违背教育规律。而多名职业俱乐部负责人却持相反观点：小球员非常需要高质量比赛，这一限制不利于他们锻炼提高。

参赛资格也有不兼容之处。某中超俱乐部领队介绍，在U13-U15年龄段（属义务教育阶段），小球员既是职业俱乐部梯队成员也是普通学校在校生。中国足协规定，所有入选梯队小球员须在俱乐部注册。而教育部门规定，对俱乐部注册球员参加教育系统的比赛资格有一定限制。“很多俱乐部梯队孩子在学校读书，但不能代表学校参赛，学校无法通过比赛取得名次，使得俱乐部在与学校合作时受到很大阻力。”某中超球队领队说。

此外，职业足球淘汰率很高，一旦被淘汰，球员想重返校园但因注册问题而没有参加校园足球比赛资格，无法通过足球特长上大学。这让很多家长在是否让孩子从事职业足球上有顾虑。

五大核心问题困扰青训发展

一、缺教练的基层青训

据中国足协统计，四年间，以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的B、C、D级教练培训人数增长近38000人。但足协技术部负责人称，由于基础过于薄弱，历史欠账太多，依然满足不了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俱乐部梯队快速增长的对教练的需求。

据介绍，基层教练短缺尤其体现在校园足球中，既有教练员证书又有教师资格证的足球教师非常稀缺。

“有一定足球专业背景，又上过大学，还懂教育的教练非常少。”足球特色校武汉新合道小学负责人表示，“去上大学的好球员基本不会学体育，毕业后愿意做基层足球老师的少之又少。”

二、难监管的社会培训

许多学校通过购买服务与社会青训机构合作。据中国足协统计，四年间，全国各类社会足球青训机构增长4968家。其间，也接连爆出聘请假洋教练、虚假宣传等负面新闻。

为何社会足球青训市场难规范？一名地方足协负责人称，开设培训机构无需在体育主管部门进行资质审批，足协对社会青训机构实际约束力很小。北京某社会青训机构负责人说，真正有约束力的还是市场监管部门，但它们又没有专业审核能力。

三、难赚钱的青训产业

近年来，武汉尚文集团下属武汉三镇俱乐部与武汉市足协共建2002-2011年龄段市级梯队。一部分在武汉市由外教进行培训，一部分送到西班牙长期培训。国内受训规模超过600人，国外超过110人，年投入上亿元。

集团董事长刘良斌算了一笔账：“一个年龄段梯队40个小孩，能有三到四个踢中超就是很高的成材率了。现在国内球员转会费限额2000万，最多也就卖8000万。实际上能有50%的收益就非常高了。”某中超俱乐部董事长认为，国内球员限价有利于抑制市场泡沫，但也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青训积极性。多名业内人士称，至今仍未完善的经纪人制度对青训产业伤害很大。根据中国足协规定，球员在18岁前不能和俱乐部签职业合同，只能签培训协议。

四、有断层的竞赛平台

高质量的比赛是提高青少年足球水平的重要基础。中国足协从2017年推出青超联赛，旨在增加青少年比赛数量，提高竞赛水平。但近一年来，青超多次出现悬殊比分，引发关注。

某中超俱乐部副总经理介绍，这与许多低级别联赛俱乐部梯队现状有关。“中国足协要求建设五级梯队参加青超，很多中甲中乙俱乐部为了准入，就随便拉了一些学校队伍来参赛，或直接弃权。”

五、待改变的评估体系

欧足联A级教练查斯·凯拉已连续四年为中国基层教练授课。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训教练对成绩如此看重。“青训工作的最终目标不是带队取得成绩，而是培养出优秀的球员。青少年培养有阶段性，以成绩为导向很容易陷入误区：错误的力量训练、过早固定球员位置、年龄造假。”（本版稿件节选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