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奕：不是过度保护国内球员

中超、中甲球队代表与众多媒体界人士出席会议

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在会上发言

黄浦江上空的云，越压越低，以至于连坐落在北苏州路上的宝丽嘉酒店二楼向黄浦江对面望过去，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这些上海的地标性建筑都有些模糊不清，一如昨天上午前来参加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政策研讨会的一些中超中甲俱乐部代表的心情。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李冰

“足协就像个物业公司”

尽管中国足协制定的2020赛季新政已经在新年到来之前“落地”，但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和“怎么办”这两个问号，依然没有完全拉直。“多少有一些顾虑，”会议开始之前，面对记者的询问，一位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中超俱乐部人士坦言，对于新政，“确实有一些吃不太准的地方，比方说同样的规定，有些俱乐部严格遵守了，有些俱乐部打了擦边球，这样一来，如何保证那些遵守规定的俱乐部的利益，这些肯定都需要一些具体的东西出来，而不仅仅停留在政策的层面上。”

也正因为如此，“答疑解惑”成了昨天这场职业联赛政策研讨会最主要的目的，中国足协相关人士以及来自英超和专业财务咨询公司，面向十家中超和六家中甲俱乐部负责人以及媒体代表，对中超新政进行了细致的解读。

在中国足球协会秘书长刘奕看来，虽然从甲A到中超，中国职业足球已经走过了26个年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并不算成功，而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顶层设计的不够完善。“26年的职业联赛，既没把足球这门生意做好，因为很多投身足球的企业并没有从中获得利益，甚至入不敷出，先后有数百家企业退出，同时也不是一个好的培养球员体系，因为没有出人，包括邵佳一、孙继海和李铁这些优秀的球员，都是传统的体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职业联赛在两个方面都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职业联赛就像是一座大厦，当初设计的时候就需要完善的顶层设计，但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设计，于是中国足协变成了一家物业公司，做的都是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且每天都疲于奔命，到了最后可能什么都没做好。如果要设计优秀的职业联赛，首先是设定好目标，明确你的定位是什么，用最直白的话说，就是第一，用市场手段推动足球运动发展；第二，源源不断地为国家队培养高水平的足球人才；第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欣赏职业体育赛事的需求；第四就是发展足球产业，为促进国家经济转型和升级换代做贡献。”

刘奕坦言，任何新的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全方位地考量，确保各个方面的平衡：“最主要的难点有四个，第一是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和延续性；第二，要坚决抑制足球泡沫；第三，保证俱乐部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力；第四，国家队的成绩难以让广大球迷感到满意。”按照中国足协的设想，未来的中国职业足球联盟更应该像是一个砝码，有效地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包括国家队和俱乐部之间的矛盾，俱乐部和球员，整体经营和分散经营等等方面的利益和矛盾。“未来的举措，是要建立起职业联赛和国家队良性互动的关系。国家队是整个足球事业的龙头，跟俱乐部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足协对“工资帽”一定会监管到位

作为足协新政的一个重点，俱乐部“工资帽”同样也是一个执行难点，如何让中超中甲俱乐部严守“工资帽”的规定，确保职业联赛的健康发展，研讨会上，来自德勤财务咨询的财务专家也用2019年英超橄榄球联赛的一个案例，“敲打”了一下中超。

在“工资帽”政策下，英国顶级职业橄榄球俱乐部都设定了薪酬上限，2018至2019以及2019至2020赛季，英超橄榄球职业联赛的“工资帽”限制均为700万英镑。

2019年6月，英超橄榄球联赛冠军萨拉森人俱乐部因为违反规定，英超橄榄球联赛管理委员会成立了独立小组，认定该俱乐部未能有效披露球员薪酬，同时该俱乐部薪酬水平超过政策规定的薪酬上限，为此做出对该俱乐部罚款540万英镑（相当于俱乐部全年收入的40%），以及在2019至2020赛季扣除35分（前一赛季该俱乐部得分为78分）的处罚，直接改变了这个赛季的争冠形势。

按照规定，中超球员每年工资不能超过税前1000万元，现役国脚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上浮20%，也就是不超过每年1200万元。为了抑制泡沫，确保职业足球联赛健康有序地发展，中国足协在去年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明确规定了包括限制球员工资在内的“四大帽”，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依然有“擦边球”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用英超橄榄球的案例“敲山震虎”，可谓是用心良苦，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足协并未像英超意甲那样，出台取消违规球队参加欧冠欧联杯资格以及缩减转会名额等类似措施。

抑制“金元足球”形成有效的竞争

在中国足协推出的2020赛季中超新政当中，一方面增加了外援在联赛中的出场人次，从原来的单场三人次变成单场四人次。另一方面，对于新签外援制定了严格的限薪措施，不允许超过300万欧元，对此刘奕表示，这样的规定并不矛盾：“我们要抑制天价外援的同时，也不能过度保护国内球员，只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才能在确保联赛整体水准的同时，提升中国球员的能力和水平。”

从刘奕展示的数据统计来看，2012年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一道分水岭，在那之前，本土射手在联赛射手榜前十位中占据一半以上的位置，甲A和中超联赛也培养出了包括李金羽和李毅这些高效射手，但是到了2012年之后，恒大引进了孔卡和穆里奇这样的超级外援，越来越多的高水平外援占据了中前场的主力位置，国内射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急剧下降。“当然，不能简单地把所有原因都归结到外援上面，但是因为外援水平太高了，对中超来讲，他们都是‘天兵天将’，国内球员把球直接交给他们去处理就行了，长此以往，势必会降低国内球员在比赛中的作用和能力，所以抑制天价外援是必要的。

除此之外，我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大大提高联赛的治理水平，比如说为什么要增加外援注册数量？因为在亚洲范围内，像沙特、科威特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的外援使用都是开放性的，数量都比中超要多。对职业联赛来讲，中国球员既要保护，但是也不能过度保护，最重要的是通过联赛提升自身的水平。第三，要明确中国足协和职业联赛理事会的分工，建立起一个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的体系。”

限制天价外援的另外一个意义，则是为了帮助中超俱乐部“减负”。“在限制成本方面，按照规定，中超俱乐部每年要下降30%的投资，此前一些中超俱乐部的投入当中，外援要拿走百分之六十甚至八十，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俱乐部平均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工资消费花在了三个外援身上，我们要帮助俱乐部有效地遏制投入泡沫，对外援工资绝对值必须限制，300万欧元的限额，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做出来的。与此同时，中超球队增加一个外援，对那些拿天价工资的国内球员会形成挤压，因为你的能力达不到给球队带来更大帮助的水准的话，就没有资格拿那么高的工资，俱乐部的整个平衡也会因此发生微妙变化，可以更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