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祖极
1968年8月,我们众多向明同学,肩挎背包,手提行李,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来到崇明长征农场。
知青岁月充满艰辛,夏日里大汗淋漓挥镰收割,严冬中冰冷刺骨舞锹挖泥,整日衣衫褴褛,泥浆斑驳。
最恼人的是,每日的生活乏而无味,纸牌是大家唯一消遣。一日,收工回来,我正百无聊赖躺在床上,连队一位老职工兴冲冲跑来告知,农场正筹备成立篮球队,我一听,真有种老鼠跌到米缸,乐不可支的感觉。
说起人选,倒真还是人才济济,向明高中篮球队的裁缝、老鼠、野马,和杨思中学的老鸭子、王启民,以及向明初中队的痰盂罐等都曾有不凡的打球经历,其中还有酷爱篮球,向明篮球队的拥趸,笔名“阿仁”,绰号“克头”的徐克仁也身在其中。
“克头”能武亦文,神侃善聊,又画得一手好画,漫画尤是惟妙惟肖。“文革”伊始,教学秩序混乱,一天老师还没到教室,“克头”窜到我们教室,手持粉笔三画二涂,一幅任课老师的漫画像赫然出现在黑板,引得台下一阵哄笑,那位老师看到与自身酷似的画像,转身返回办公室,关门一阵恸哭,“克头”为此自责不已。
一日,场部举行球赛,闻者蜂拥而至,形同庙会,球场围得水泄不通,后来者只能爬上平房等高处,有忘情者一不小心跌至地下,摔得鼻青眼肿者还不少。
有这样热情的球迷捧场,自然不能辜负此番盛情,场上队员个个激情澎拜,场下替补“克头”早已按捺不住,要求替换上场,别看他未经正规训练,但平时用心揣摸,颇有心得,上得场来,倒也未曾辜负球迷一片拳拳之心,球在手上,传、投、切、运,像模像样,冷不防来个远射中的;我后场抢到篮板,“克头”接应,传给已在前场疾跑的痰盂罐,快攻得分,赢得掌声连连,从此,徐克仁声名远扬,球迷知道,有个球打得蛮好的人叫“克头”。
球队因“克头”的加入,自然热闹不少,大约是在1969年,崇明举办农场篮球赛,我们经常乘农场的解放牌敞篷大卡车前往赛地,这种车是装卸用的货车,而旁是栏板,大家倚栏而立,司机曾是参加过越战的解放军老兵,开惯了崇山峻岭的山间小路,现在到了平原大道,车开得贼快,到了拐弯处也不减速,我们个个被甩得七荤八素。如果是冬天,冷风直往脖子里灌,冻得大家挤作一团,有时看到路旁的大河躺着四脚朝天的汽车轮子,心里一阵紧缩,忖度不知是上战场还是去比赛,这时的“克头”不失时机地插科打诨,戏谑逗笑,大家一阵捧腹大笑,紧张不适的气氛随之烟消云散。
举办崇明农场间的比赛,是考虑到当时岛内已云集几万知青,业余生活单调,知青寂寞无聊,以作为一种娱乐,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能讲比赛成绩的,氛围很宽松,热闹得很,农场篮球队队员大都是以前在上海中学生比赛的对手,名字大多忘了,绰号倒还记得,新海农场大多是交大附中篮球队员,比如皮蛋、老K和J;东风农场则多为杨浦少体校队员,其中有老眯、熊猫等,弄得像是在举行上海中学生篮球赛,因为没有压力,“克头”上场机会也多,几年比赛历练,“克头”球技日臻成熟,已非当日,俨然老球皮一个。
这样的好日子过了几年,知青开始陆续上调返城,大家都努力表现,以争取早日回城,只是“克头”还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日子照旧过得滋润又潇洒,由此引起领导高度关注,“克头”嘴巴又不装开关,不知得罪了哪一位领导,该领导已撂下狠话,要克仁刻苦锻炼,脱胎换骨,陪伴领导扎根农场。
我回上海后,“克头”踪迹时有耳闻,在我返城四五年后,“克头”上调面粉厂,以后考取复旦,又到了新民晚报社,“克头”其父为晚报老报人,子承父业,青出于而蓝胜于蓝,经常见到他妙笔生花的文章以及署名阿仁的漫画。一天,我到晚报体育部联系工作,听到一声熟悉的“野马”,回头望去是十来年未见的“克头”,听说我的来由,一把拖着我就走,似有什么要紧事,进了体育部,看见部主任彭正勇,“克头”大声嚷嚷道:“老彭,让野马讲讲,我的篮球水平如何。”我方才晓得,以“克头”个性,他必定在茶余饭后自我炫耀篮球水平如何神勇了得,引得报社同仁心生疑窦,现在是要我贴上防伪标签,以正视听,绝非假冒,我遂一五一十谈了“克头”篮球经历,以及他在农场篮球比赛的非凡表现,免不了有些加油添醋,几位同仁听得面面相觑,他们原以为“克头”能写会画,不承想“克头”居然还有一手篮球绝技。
事隔多年,我在晚报上渐渐不再注意“克头”大作,倒是经常关注体育版晚报篮球队比赛新闻,其中就有“克头”在记者篮球队奋勇搏杀的精彩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