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在上一种很新的班”

著名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1930年在《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中预测“100年后人类的劳动时间每周只需要10—15小时，人们会因为闲得无聊而烦恼”。然而在2023年的今天，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工作，却只能用来维持生计。

现代社会生产效率提高了，本该有更多时间用来休闲娱乐，为什么凯恩斯的预言落空了？8月19日，作为2023上海书展850场阅读活动之一，译者、科研工作者涂伟与探照灯好书评委刘晖携多本新书做客上海香港三联书店，举办了一场题为“年轻人在上一种很新的班”的圆桌会，讨论当下在年轻人群体中出现的工作新形态。

被“偷走”的时间无效的工作内卷

为什么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人们的工作时间却越来越长？《过劳悲歌》(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译者涂伟以本书作者杰米·K·麦卡伦提出的问题作为开篇，拉开了本次讨论会的序幕。研究者发现，大多数的美国人工时太长、工作太努力，而有些美国人则是工时与工作安排很不稳定。自1817年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欧文提出“8小时劳动，8小时休闲，8个小时休息”的8小时工作制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工人的年工作时间在不断下降。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工时却又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同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全球上班族，无论白领还是蓝领，都在或主动或被迫的“内卷”中失去支配自己时间的能力。

嘉宾涂伟指出，学界的研究发现，1981年是全世界工作时间由不断缩短转变为不断增长的关键节点，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现象也随着工作时长的变化同步加剧。随之而来的还有劳动者个人意识的改变。一种强调“有意义”的新型职业道德开始出现，将意义和个人成长与工作联系在一起，即如果工作是有意义的，那么工作时间变长也是可以接受的。或者如果工作对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那么劳动者也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

自己给自己打工

年轻人尝试追寻工作的意义

从追寻“工作意义”的角度来看，《薪酬之上：多元经济中的劳动形态》(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中描述的状态则是当下的社会现状的一种写照。书中来自不同的学科的16位学者，记录了来自世界各地14位“非正规劳动”者的工作经历。他们的经济状况大多是不稳定的，但他们在“搞副业”“打零工”的过程中，同样获得了对自由时间、人际关系的掌控。

当下，“副业”已成为大部分年轻群体，甚至是中年群体的必修课。区别于标准就业的“传统工作”，“副业”的出现模糊淡化了工作与娱乐的传统对立关系。嘉宾刘晖以自身经历表达了对“副业”的态度：“女儿问我每天为什么工作到那么晚，我说是因为老板逼的，女儿要替我揍这个老板，我说，这个老板就是我自己。”

在学界，这种“自己给自己打工”的人群有一个更标准的称呼：产销者。当下火热的直播、短视频等自媒体工作者都可归于这一类别。当年轻人不再执着于传统的白领和蓝领工作，转而投身时间安排上更自由、更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副业”；当工作时长无法再被简单界定，碎片时间成为工作常态的时候，法律又该如何保障这些群体的利益？两位嘉宾就此把问题留给观众去探索思考。

分享会的最后，特别增加了对谈环节，现场一位女性观众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历，提出要确立好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被周边的人和事所裹挟，才能在“内卷”的大环境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两位嘉宾对此表达了赞同，并总结了本次讨论会的关键问题：“年轻人在上一种很新的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班？能自由安排工作时间的、能不再进行无效‘内卷’的、甚至能实现人生价值的……这些都是，但最重要的，不仅是大环境的改变，更取决于你想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记者 曹儒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