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月经羞耻”：聊聊关于月经的那些事

“奶奶、妈妈、女儿们的卫生巾”——《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新书分享会现场

你是否仍然羞于谈论月经？哪怕你是一名女性？

假设一位女性15岁初潮、50岁停经，这就意味着月经会伴随着她35年。月经是女性生理成熟的美好象征。但长久以来在父权制的价值观下，月经被视作一种宗教文化禁忌，是身体不洁的表现，甚至让女性产生了羞耻感。

女性卫生用品的发展和演变

每一位女性从初潮到绝经要用掉1万多片卫生巾，女性卫生用品的出现，不仅守护了女性的健康，更改变了女性的意识，让她们对月经有了积极的认知。说女性卫生用品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也毫不为过。然而，卫生巾（及棉条）的发明，迄今不到百年。

在《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作者、日本历史社会学家田中光以女性卫生用品的发展和演变为主线，介绍了卫生巾问世之前女性的经血处理方式，剖析了世界各地阻碍女性卫生用品发展的月经禁忌。田中光一直致力于围绕女性议题的写作和演讲活动。包括这本书在内，她已经有三部研究“月经”的作品。

田中光指出，近现代日本的月经观经历过两次重大转折：第一次发生在明治时代，日本引进了基于西医知识的月经观；第二次则归功于“安妮卫生巾”的问世。安妮卫生巾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一次性卫生巾的鼻祖。田中光着重介绍了其在近代日本的诞生、没落和其所代表的社会意义。正如社会学家天野正子曾说：“对广大女性而言，安妮卫生巾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其重要性远超登月、火箭升空。”

那在安妮卫生巾出现之前，日本女性都是怎么处理月经的？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解答了这个问题。远古时代用兽皮或树皮，后来，王公贵族女性用丝绸或宣纸类纸品，普通百姓大多用草纸。江户时代的女性会将化浆重抄的粗纸、棉絮塞入阴道或垫在阴道口，再用棉布丁字带固定。田中光说，在江户时代之前的史料中很难找到有关经血处置方法的记录，她主要能参考的就是《妇人卫生杂志》（1888-1926），其中讲到了明治时代的女性月经观——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正视月经，认为“富国强兵”必须从改善“母体”入手，因此，包括“经期调养”在内的女性健康问题逐渐受到了重视。

医生们大力呼吁女性在月经期间通过各种方法调养身心，在“处置经血的方法”这方面也提供了很多意见。医生告诫，置入“化浆重抄纸”（又名“浅草纸”）容易引发子宫疾病，应大力提倡使用脱脂棉“外垫法”。但使用脱脂棉的一大弊病是，夏天体感闷热，并伴有瘙痒。20世纪初期，“内裤式胶皮月经带”在妇女中间较为流行。

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现成的卫生棉条产品遭到了社会的猛烈抨击。战争导致的原材料短缺也对棉条类产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这样荒唐的看法，并不是在20世纪初期才出现的。田中光梳理了“血秽”的历史——阻碍女性卫生用品发展的“月经不洁”观念由来已久，世界各地都存在着月经禁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将月经视为污秽，都要求月经期的女性独处。月经禁忌的起源，与早期人类对死亡的恐惧紧密关联，女性每月流血不止但却仍然存活，这被视为一种神秘现象。月经出血被视作不洁，是女性不如男性的表现，是女性给世界带来灾祸的源头，于是，关于月经的一切话题都成为禁忌，世世代代的女性们沉默地忍受着经期的烦恼、痛苦，以及因不卫生的女性用品导致的妇科疾病。

在安妮卫生巾发明之后，日本女性卫生用品的生产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卫生巾的形状、长度、材质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护翼卫生巾、夜用卫生巾、成人纸尿裤等等，都有了适合各种不同人群使用的更多选择，而且更追求呵护身体健康，避免引发皮炎和瘙痒。

女性卫生用品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消费产品的演变，更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重新意识到，月经是女性生理成熟的美好象征，淡化了父权制价值观下的月经不洁观念，解放了女性。

三代女性聊月事：我经历了什么

2月22日下午，浦睿文化联合建投书局，举办“奶奶、妈妈、女儿们的卫生巾——《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新书分享会”活动，邀请播客《过刊》制作人葛赟之、复旦大学教授马凌、公安部三等功得主钟红华，共同聊聊在自己的年代里关于卫生巾的故事、讨论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钟红华，有一个大她6岁的姐姐。在她的记忆里，每个月有一段时间，妈妈都会给姐姐冲红糖水喝、还嘱咐姐姐别碰冷水，她当时觉得很奇怪。后来自己五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裤子上都红了，她回来告诉姐姐，姐姐给了她月经带。“那时候不是买的，都是自己家做的。你们年轻一点的可能不知道，就是将一个细长布条缝制成类似于兜裆布的‘丁’字形带子，两头有两根皮筋。也不像现在的卫生巾贴在裤子上，就是扎在腰上。实话讲，很烦的，很不方便。而且你量大的时候，走路根本不敢迈腿，一搞就弄得裤子上一塌糊涂。”

钟红华还记得母亲跟她说过，自己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经期是用一个长布袋，里面放棉絮。“我下乡的时候，看到村子里的女人们经期也是用一个小布袋，但里边装的是炉灶里用稻草和树枝烧的灶灰。脏了以后，倒掉再装。过去的女同志真的很可怜，这个容易引起妇科病。”

马凌小时候通过偷偷看《赤脚医生手册》，了解了顺产、逆产以及月经，并乐于向朋友们传授这些知识。但直到自己真正经历的时候，她才意识到书本知识跟身体知识完全不是一回事。“初二的夏天，即将上初三了，我去游泳，突然发现我旁边水的颜色不对，还有点冒泡泡的感觉，然后我就慌了，我说这怎么了？我同学告诉我说，这不是你一直说的嘛，你来事了呀。”当时月经的委婉说法叫“来事”。

相较于钟红华，女性卫生用品在马凌这一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当时的供销社，可以买到现成的月经带——拿绿的蜡纸做包装，里面有一条折成四折的布，统一的一面红色、一面是白色，还加了类似橡胶的某种膜，防渗透。有了可以把卫生纸固定的位置，我们当时用的是在供销社买的草纸。要叠很多，特别在量比较大的时候，确实非常不舒服。”

“我到了大学，就可以买到现成的卫生巾了。最早的卫生巾是没有护翼的，也没有大包装的，全都是小包装，每5片一个小袋，价格很贵。当时大家都穷，不可能从头到尾都用卫生巾，只有中间量最多的时候，或者去上课的时候才换上。”马凌回忆道。

钟红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接触卫生巾。“当时不像现在五花八门很多款，只有一款，它后面有一张纸，把纸撕掉以后，可以贴在裤子上面，很厚，不像现在有薄型的。因为我是一个警察，年轻的时候两轮摩托、三轮摩托开得飞起，但卫生巾垫厚了，骑起来会很不舒服。当时的卫生巾也不像现在的吸水性好，开摩托车要动，有的时候就会压到，弄得裤子上一塌糊涂。但在那个年代能够用上卫生巾，我已经非常开心了。”

但渗漏、侧漏的尴尬，让钟红华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当时全国警力不足，作为知青的她被抽选调到了公安局，非专业出身的人被安排在一起进行突击培训。在封闭式的训练里，摸爬滚打是家常便饭。“当时女警非常少，平时没所谓，但到了那几天真的很讨厌，不像现在有女老师，可以跟她说一下。怎么跟男的开口呀？只能跟着大家一起，有时候动作慢一点，他问你怎么回事，你也不好讲，有时候弄到裤子上去了，你还得打隐晦，很尴尬的。”

到了马凌这一代，即便情况有所好转，但尴尬仍在继续。她聊起大学在新兵营军训时的经历：“我印象中第一个女同学，真的是血染沙场的感觉，我们当时看了都吓坏了，量太大了，我甚至觉得可能要去看看医生。我们那个男连长也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在女生们的争取之下，每个人在经期时都拥有了半天的假。为了不让尴尬继续，学生时代的她们想到了各种应对方法——在月经即将到来或到来的时期穿深色裤子；出现侧漏，拿一件衬衣或外套围在腰间，遮住屁股后面。

葛赟之会思考，裤子弄脏了或者发生渗漏，明明只是造成了自己的不便跟麻烦，为什么内心自己会觉得不好意思，甚至出现略微羞愧的感觉？“这个羞愧来自于哪里？”后来她意识到，是从她妈妈的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在一种潜移默化中，被灌输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马凌5年前停经了，“好像停经之后人就解放了，女性朋友应该都了解，从此不再受这个困扰了。我当时非常开心地把我所有的卫生巾全都扔了，因为以后用不到了，觉得非常轻松”。

马凌“解放”了，但属于女性和社会的“月经羞耻”还没有结束。每次购买卫生巾，老板都会心照不宣地拿出黑袋子；我们从不说月经这两个字，而是用“那个”“大姨妈”“好朋友”“亲戚”来作为代称；我们像特务一样将卫生巾藏在袖子里、夹在书本里，因为让人看见是种羞耻；我们仍然羞于谈论月经，觉得这是一个不好意思的话题。长久以来的传统观念，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仍然在桎梏着我们的思维。

“女性有月经是天经地义的啊！”电影《好东西》，艺术展览，脱口秀演员小鹿、菜菜，李雪琴、杨天真、鲁豫……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勇敢地撕掉“月经羞耻”的标签。当然，离如何让女性在经期拥有“真正的选择权”，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宁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