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头版照片留 下周之德参加升旗仪式的身影
周之德先生
1949年周之德在汉口路军管会前院留影,佩戴军管会臂章
周之德先生与他的6个子女
◆周励
编者按>>>
95岁的周之德先生,在24岁那年,作为第一位奉命走进国民党市政府大楼的军管会干部,他亲历了解放上海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他对小辈的回忆清晰如画,他倾注于革命的热情,依然似火。
70年前的5月26日、27日、28日三天三夜,是上海载入史册、震撼全国的日子。周之德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行政处行政科24岁的年轻参谋,不负领导信任与重托,成为第一位奉命走进国民党市政府大楼的军管会干部。70年过去,当年参与解放接管上海的老干部多已作古,他今日的回忆与见证更加弥足珍贵。
5月26日第一个走进国民党市政府大楼
在举国上下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去看望住在华东医院95岁高龄的父亲周之德,听他回忆1949年那难忘的三天三夜。父亲讲得最清晰最深情的三个字就是:“军管会”!
一九四八年秋,济南战役结束不久,父亲与战友们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要华东军区司政机关一分为二,少部分同志到济南,成立山东军区;大部分同志南下,准备接管上海。
这时,形势发展很快,辽沈战役已结束,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平津战役正在酝酿,干部群众喜气洋洋,“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变成人民群众统一的行动!
父亲的单位——华东军区司令部由山东青州出发,经过济南到达滕县。淮海战役一结束,即乘火车经徐州转陇海经新安镇到达淮安。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华东军区司令部又启程进发,经过扬州渡江,于四月二十四日从镇江乘火车抵达集训的目的地丹阳。
丹阳集训是上海接管的关键前奏: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领导陈毅、邓小平、粟裕、刘伯承、陈云、刘晓、潘汉年、刘长胜等均云集丹阳,商量打上海,接管上海,并由陈毅坐镇指挥。这次丹阳集训前后近一个月,五月十日陈毅对一百多名高级干部发表了重要演讲。父亲和战友们听了上司熊中节(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的传达,可谓热血沸腾,群情激昂。接着,华东局和华东军区进行组织上接管工作的准备:在丹阳成立了以陈毅、粟裕为首的最高权力机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划《解放日报》复刊后第一份报纸的出版,刻好军政大印、印好军管会臂章,在军管会下成立了军事、政务、财经、文教等四大接管委员会,任命了负责干部。市军管会下有秘书处、行政处(开始叫总务处)、新闻处、外事处等直属部门。我父亲分在行政处行政科担任参谋,行政处长是延安抗大干部熊中节,行政科长是梁云行等,具体接管对象是国民党市政府总务处。
后来我曾听上海地下党领导、策划5月25日第一次广播宣告“大上海解放了!”的顾渊伯伯讲:“你父亲真了不起!5月26日只身一人走进国民党市政府大楼,拿了一大把钥匙打开一个个办公室,查看文档,排除潜藏特务破坏5月27日接管、参加28日陈毅市长正式接管的重要活动!”根据父亲老战友的回忆,我曾在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第二章“童年”中这样写道:“1949年5月,我父亲随部队南下上海,在交战激烈、炮火纷飞中,上海国民党政府的不少高官已匆匆逃往台湾。大军进城时,市政府大楼几乎是空的。进城第二天,一串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各机要办公室的钥匙交到了我父亲手上,我父亲只身搜寻国民党市政府各办公室,搜寻并获取那些对共产党新政府有价值的、国民党来不及毁掉或带走的文件。”
军管会的任务危险又光荣
最准确、最生动的还是我父亲从山东、丹阳一路南下的叙述。在抗日战争中16岁参军入党、解放战争中荣立三等功的父亲告诉我:“1949年5月24日晚,夜幕降临,陈毅市长同刚赶到丹阳的潘汉年副市长等领导开完会后,按照军管会接管编制开始出发,陈老总等负责同志和我们乘一列火车,第二天早晨直达南翔镇火车站,为防止敌机空袭,一律下车,就地找附近农村分散休息。上海地下党于25日晚派车迎接。陈毅、张鼎丞、曾山、魏文伯等首长入住圣约翰大学的交谊楼(如今华东政法大学),我与军管会其他干部乘卡车约凌晨住进有‘红色堡垒’之称的交通大学校园,没有打扰师生,悄悄在室内篮球场席地而卧。这是我们进入上海的第一夜。第二天即26日早晨,我看到交大师生纷纷在传着学生领袖穆汉祥、史霄雯被国民党残酷杀害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悲愤。上午我走出校园到交大门口一看,不远处即华山路菜场,人群密密麻麻,喜笑颜开。不少人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可见国民党腐败昏庸,丧尽人心。”
5月26日,上海市区苏州河以北还有残敌,苏州河南岸已解放。这时,我父亲接到一个重要任务,上级指示他进入汉口路伪市政府大楼进行侦查。
父亲曾经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他作为第一位走进国民党市政府大楼的军管会干部那惊心动魄、既光荣又危险的使命。
那时上海硝烟未尽,犹如十月革命圣彼得堡的冬宫一样,绝望凶残的敌手也许躲藏在一根看似静谧平和的廊柱背后,等待报复时机。我感到父亲就像《列宁在1918》里只身走进冬宫的小胡子队长马特维也夫一样,勇敢、睿智、机警。年仅24岁的父亲做好了万一有冷枪打过来的心理准备,奋勇当先、忠心耿耿。
父亲回忆道:“1949年5月26日下午,军管会行政科长梁云行同志叫我带警卫员小李前往江西中路汉口路国民党市政府察看动态,以便明天大部队前往接管。我和小李从汉口路大门进去,门两边堆着一人多高的沙袋,上边插着一面白旗,无人站岗。进去后碰到一位工友,我说:‘我们是军管会的,请带我们进去看看。’他就马上找来国民党市政府总务处的车务股长陆立知陪同我们。陆拿着一大串钥匙交给我,陪我逐个打开各办的门。室内均整整齐齐,人员没有一个。他告诉我员工均回家待命了。接着他又带我到中楼,看国民党市政府的警卫队,只有一个警察值班。我查问枪支人员情况(这是父亲最担心的事),他答复:‘枪支统统在5月24日遵赵祖康代市长命令,放在市政府大门口列为一排,都被解放军收走了。’白旗飘扬。警卫队人员已逃散。我回去向领导作了汇报。”
“第二天即5月27日,上海宣布全部解放了!”
珍藏着“上海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照片
5月28日,共产党与国民党市长交接仪式,父亲在场(后来因工作关系父亲与赵祖康结为好友)。
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以近8000名“战上海”官兵生命换来的历史瞬间!
5月27日上午,父亲与军管会行政处接管人员乘着大卡车,在熊中节领导下开往江西中路国民党市政府进行接管,代理市长赵祖康儒雅地站在大门口迎接。父亲一行按照原来部署和分工,进入办公室,各就各位。
5月28日下午,陈毅市长第一次走进市政府大楼,在市长室和国民党代市长赵祖康正式举办接管仪式。然后,陈毅市长即到市长会议室向聚集在那里等候的旧局处级高级官员讲话。这时,父亲与几个军管会参谋人员亦在会议室里前后照应。几天以后,父亲被任命负责旧政府局处级高官的培训与量才录用。整整一年时间,父亲常与赵祖康接洽工作,也经常聆听潘汉年的指示。
父亲对我们深情回忆起陈毅市长5月28日在交接仪式中声情并茂的演讲。陈毅讲,上海解放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不但能解放上海,且也能管理好上海,希望旧职人员服从命令,积极配合接管,争取为人民的新上海作出贡献。
5月26、27、28日是新旧政府交替的三天!
时任军管会秘书长周林也有一段生动回忆:“5月28日下午,在约有八十平方米的市长办公室内,陈毅市长坐在办公的座位上,周围坐着潘汉年副市长、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和我,以及沙千里、周而复等;由熊中节引进赵祖康代市长,面对着陈毅市长坐下,陈毅市长既爽朗又轻快地宣布接收旧市政府,赵祖康代市长将旧市政府的印信上交给陈毅市长。陈毅市长简短地致词说: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政府的关防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深堪嘉许。希望今后努力配合做好接管,并请赵先生在工务局担任领导。”(见夏衍回忆录)从这一天起,这幢临近外滩的原工部局大楼门口挂起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牌子。
至今,父亲的书橱里珍藏着这张“上海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照片。右上方是父亲和另两位军管会参谋,站在市政府顶楼,巡视四周,以确保升旗仪式安全进行。父亲多次指着这张照片对他的六个子女讲:“1949年10月3日,军管会战友拿着当天的《解放日报》兴奋地说:这张照片拍得太好了!二楼平台一排面对红旗敬礼的军人背影,气氛庄严热烈!瞧,顶楼右侧你的身影也拍到了!”
父亲常怀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三大战役中牺牲的战友。他讲自己的命是被一个瓷茶缸救下的:那时在华中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司令刘瑞龙的领导下,22岁的父亲所在的粮食供应总站每天忙于为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做最重要的支前运粮,设在涟水县的总站由周光春(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书记)任司令,吴元恺(后任安徽省副省长)任政委,父亲负责人事股具体工作。
一次,敌机对父亲等百余干部急行军队伍进行机枪扫射,一位同志中弹受伤,枪林弹雨中父亲拴在背包旁边的瓷茶缸被击中:“事后出身冷汗,真险啊!”我爷爷和我母亲都曾被国民党关押拷打、坐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遍体鳞伤的母亲还差一点被活埋。如今在华东医院精心治疗下,父亲身体状况良好,每天必看《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对世界和国家大事都有独到见解。他曾担任上海市政府财贸部(商委)党组副书记,一生廉洁奉公,光明磊落。因为子女多,经济紧,“文革”浩劫之前,父亲每个月向市委机关借15元补贴家用。那时,他可是参与掌握全上海市金融、贸易与银行命脉的财办高级干部呵!
父亲讲:“淮海战役,是一百万老乡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上海洋场,是我们踏着烈士的鲜血解放的!那时战士们进城睡马路,不侵犯民众一草一木,这是陈老总一再关照的啊!”
他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如晨钟暮鼓,也是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最好的描述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