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叙事”：我的情结和视角

◎读史老张

没想到，近年来我写的文史散文，一大半与复旦大学历史有关；更没想到，这些有关复旦的文字集腋成裘，居然已有近30万字了。现在，合成《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一书，奉献给读者。

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会写起复旦来了？这与我的复旦情结有关。我曾在复旦学习、工作了十多年，校园于我有情、师长于我有恩，那些消失的风景、远去的背影，萦绕心头，总是挥之不去。记得2014年9月，我写的《曾经落寞的五角场》一文发表后，忽然收到我的老师沈渭滨先生的亲笔信。他在信中写道，该文“勾起我当年在复旦时的诸多回忆和不少的历史记往，获益良多……您长期在新闻系统工作，文笔又好，我对您有厚望焉。”捧读来信，既欣喜又惭愧，旋赴位于七宝古镇的沈府请益。那天下午，沈先生谈笑风生，与我共话复旦：“复旦的故事很多不为人所知，不少历史人物也早已被淡忘……你有历史功底，要派上用场啊！”半年以后，沈先生溘然长逝，令人痛惜；但他的叮嘱，我却未敢忘记。

从那时起，复旦的风景、建筑、人物、轶事和掌故等，就成了我写作的主要题材。起初是有感而发、兴之所至，我为突然蹦出的记忆碎片而怦然心动；后来是刻意追寻、上穷下探，为了一个特定选题和细节，我会四处查实、考证。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要保证自己所面对的每一道风景、每一个人物、每一则故事，均有史料出处；但是，作为历史写作者，我又要避免过于冷峻、晦涩与枯燥无味。我在复旦的那些年，不少老一辈名教授尚健在，在校园里，我曾多次遇见过昂首挺胸的苏步青先生、和蔼可亲的谢希德先生、踽踽独行的陈仁炳先生、与夫人牵手散步的谷超豪先生……他们温润儒雅、谦谦有礼，富有个性和人文光彩。我想，在后人笔下，他们的形象同样应该鲜活灵动、栩栩如生——这就是我借用散文叙事手法写史的原因。我一直试图从史料中去寻找历史细节、场景和人物对白，力求历史表达能够平易近人。我真心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不必正襟危坐，就能轻松地与复旦历史人物对话；不必亲临校园，就能体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复旦精神与文化。

本书取名“相辉”，具有特殊意义。在复旦，“相辉”是百年复旦历史的代名词。两位伟大的校长马相伯先生（1840-1939）和李登辉先生（1872-1947）的英名和背影，“相映成辉”，早已刻在几代复旦人心上。顺便说一句，封面上的“相辉”二字，辑自苏步青先生墨迹。苏先生是我在复旦读书时的校长——在我看来，他同样伟大而令人敬仰。至于本书副题“一个人的复旦叙事”，只是为了表明，书中内容仅限于我的个人视角。事实上，一个人的视野往往是有局限性的，它不可能达成鸿篇巨制、面面俱到，但却可以追求精雕细琢、丝丝入扣。我并不认为我是合适的复旦历史撰写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以一己之力去叙述复旦。

不过，“一个人的复旦叙事”背后，并不是我在“孤军奋斗”，而是有一大群人的鼎力相助。我最初写历史系往事，就受到过李孔怀先生的启发。李先生先后任历史系、国际政治系教授，也是我的大学班主任，他多次跟我聊起过与他同班的朱维铮、董力生等同学，还讲过历史系周予同、王造时和杨宽等先生的轶事。有一次，我在送他回家的车上，听他不经意间讲起了“文革”中的周谷城先生，一下子就触动我的灵感，后来我写的《复旦100号：大师与小人物》一文发表后，曾引起不小的反响。

历史系教授张广智先生读到我的《复旦100号：大师与小人物》后，特地给我打来电话，勖勉有加。张先生是我的《西方史学史》任课老师，也是散文家，后来我每次写作成文，他都予以积极点评。他那率真、短促而又激情洋溢的话语，让我感到温暖。几个月前，张先生因病住院，康复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亲笔为本书写序，鞭策之情，溢于言表。我想，从母校毕业多年后，我的“作业”还能得到老师的批阅和指点，真是三生有幸……

此时此刻，我要特别致敬我的母校。复旦给我知识、学养和胆略，也赋予了我某种不羁的气质和坚持“一个人的复旦叙事”的理由。王蒙先生说过：“作家写作是因为爱这个世界，作家是‘世界的情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写复旦，是因为我爱复旦、感恩复旦——我也是“复旦的情人”。为此，我深感自豪。 （本文节选自《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