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剂量应用之补议（中）

张建明

今天我想借助资料介绍一下中药剂量在古今换算关系上的沿革简史，以便大家对此能有个基本的了解，同时提出几点个人浅见。

现知载方最早的文献是东汉早期的《武威汉代医简》，书中有方剂30多首，药物有100多种，其中的计量单位有方寸匕、分、两、升等。《五十二病方》是现知最早的临床医学方书，约成书于战国时代。收载医方283个，药物247种。药物的计量单位有撮、方寸匕、分、斤、合、升、斗等。《黄帝内经》中也载有少量方子，世称“内经十三方”，其中多以方寸匕、分、合、升、斗等为计量单位。唯有小金丹一方中出现了“两”的单位，学者认为此方乃后人所加。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与王焘的《外台秘要》所用的仍是汉制。至宋朝则以毫、厘、分、钱、两、斤为主。

尽管度量衡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但是在中医药方面却呈现出一种趋势明显且又有规律的相对稳定的特点，即宋朝以前用汉制，宋到民国用宋制；宋朝之前以大剂量为主，而宋朝之后则以小剂量为主。有学者认为这主要跟宋朝提倡应用散剂有关。在宋朝，由政府主持编撰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圣济总录》这二大方剂集成文献。体现出政府大力倡导、医界全面推广的时代特色，并因此而形成了中医几大门派中的一个“局方派”，可见其影响之大。这些方剂以丸散的剂型为多（具有服

用方便、便于携带和保存的优点），而用丸散，自然就多用小剂量。量效学专家仝小林先生指出，“至宋代用量出现了大幅的滑落，缩小至本原剂量（指张仲景方子的剂量，我称为原始剂量。笔者注）的1/4、1/5，甚至更小”。在宋朝三百多年这样长的时期内一直风尚使用小剂量的散剂为主。时间久了，自然就对汉唐时以汤剂为主且剂量峻猛的风格淡忘而生疏，甚至不会或不敢使用了。宋朝林亿就说过“久用散剂，遂忘汤方”。这种变化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对于汉朝时经方的原始剂量跟此后各个朝代间的度量衡的换算关系，在唐朝时《新修本草》的主编苏敬就最早提出了质疑。至宋朝开始，一些著名的医家也开始重视对经方原始剂量的研究。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较早提出了“按古之三两，准今之一两。古之三升，今之一升”。迨至金元，多数医家基本认同“古三两即今一两”的说法（宋金一两大约折合现在的41.3g）。至明朝，考证度量衡换算关系的医家开始明显增多，以清朝为最。清医基本上认同“古三两即今一两”之制。仝小林先生指出：因为清朝官方的权衡量值有所缩小，所以实际上的一两已由宋金时期的41.3g缩小至37.3g。

从宋朝至清朝著名医家对经方原始剂量考证的结果来看，多数医家还是基于不同朝代度量衡的变化事实而对仲景之方的原始剂量进行换算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但不论在宋、金、元时期，还是在度量衡量值已有实际缩减的清朝，“古三两即今一两”的换算比例均为主流认识。

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援引李东垣意而提出了“古今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的观点。此后汪昂又借用李时珍的语意而把它改成了“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把李时珍原话中带有约略语意的“可也”两字给去掉了，这样就把这种换算比例给予了确定。

为什么在换算比例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观点中，后人却多选择了李时珍的观点？主要的原因大约有两点。一是有研究者考证发现，当时的许多医家并未按照其所在时代考证的结果来使用经方之量，更多的仍以传承或者自己的经验用量为主，而这种习用剂量早就较之汉唐明显缩小而已相近李时珍主张之量了。二是因为李时珍的名人效应和汪昂方书的传播广泛。此后就约定俗成而成了定制，建国后至今的中药学教材和国家药典也都采用了古（仲景时代）之一两为今一钱，后又改为3克的换算比例。

由上（前）文可以看出：一、古今使用的量值相差5倍左右（综合有权威性或代表性的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以及仝小林、柯雪帆、郝万山等人的观点）。二、仲景之方大于现在的5倍左右之量还不应是许多常用药物的极量。三、古代野生、每多生用且炮制道地的药物作用要强于现在的人工药物，所以古今剂量之差实际上还不止5倍这个数。现在的研究者都只重视了第一点而忽视了后二点。我们现在所设定的剂量仅仅只是单纯数字意义上的经方原始剂量的1/5左右，这种低剂量的普遍应用对中药固有性能及应有疗效的更好发挥应该是有显著影响的。 （待续）